再說一個國外的事例。現在國內的媒體有為提供新聞線索者付錢的規矩，這個規矩是從國外來的。在英國，愛爾蘭共和軍曾經被稱為恐怖組織，因此，一直是新聞的熱點。一家英國報紙為了獲得愛爾蘭共和軍的獨家消息，收買了一個愛爾蘭共和軍的內部成員。這位向媒體爆料的內線，每次爆料都能從報社拿到一筆可觀的辛苦費。這家報社在獲得愛爾蘭共和軍從事恐怖活動的內線消息後，多次采取先發報道，然後再報告警方的操作程序。由此，這家報紙聲名大振，廣告收益自然大增。
但是，警方根據報社的多次報案阻止了多起恐怖活動後，漸漸發生了懷疑。好幾次恐怖活動的參與者，並不知道恐怖活動的真相，糊裏糊塗就被警察抓了。英國警察不得不要求報社提供消息來源。結果發現，那名內線為了賺錢，居然策劃了多起恐怖活動。在他的策劃之下，一些參與者的確不知道恐怖活動的真正目的，有時候隻是為了賺錢而演的恐怖戲。事件被揭露後，這家報紙終於名譽掃地。
這個英國的真實事件，說明了一個事實：現代媒體有時候是在故意製造新聞事件，而不是客觀公正地報道事件。如果媒體製造的新聞事件隻是一些娛樂八卦，最多說說媒體的道德問題而已。但是，像英國這家報紙間接製造的新聞事件，是多起恐怖活動，就不能不說媒體是在犯罪。國內現在很多假新聞也來自這種有償爆料，因為有了有償爆料，就必然滋生人為的新聞策劃。很多時候，唯恐天下不亂是媒體的精神動力。
在這三個例子中，前麵兩個例子簡單的描述是：當一個不好的事件正在發生，而媒體也有能力改變它的結局，媒體應該怎麼辦？尤其是，當這個不好的事件本身對媒體是有利的，抉擇就更難。如果是像戰爭那樣媒體無力改變的事情，這種困境會小一點。第三個例子說的是媒體為了追求利益而製造的事件，如果對社會產生了危害怎麼辦？這幾種情況在當今的媒體現實中經常出現。
新聞的客觀公正原則經常在某些危機事件中與公共道德發生衝突，這是新聞的先天不足。現在，由於媒體的金錢動機，這種衝突正愈演愈烈。人們已經越來越不知道媒體的道德底線究竟在哪裏。
媒體逗你玩
2007年年底，媒體對於湖北襄樊五名貧困大學生被取消受助資格一事議論紛紛，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著感恩、報恩、慈善的話題。結果，幾天後，《新聞晨報》又有一篇報道，說其中一人父親是襄樊市樊城區城管局副局長，因此，副局長的兒子明顯不屬於“貧困大學生”，當年申請資助時填的表格，涉嫌造假。該報道還指出，這位“貧困大學生”已經將1000元資助款退了回去。
我不想再對這件事情說什麼，隻想說說媒體。幾天之內，兩篇報道，如果讀者不細心，很容易產生一個錯覺：原來當初取消受助資格是因為假裝貧困，而不是感恩與否的問題。那麼，幾天前大家為感恩問題爭相發言，算不算是浪費口水？設身處地從媒體的角度出發，也許在這件事情的報道上，具體細節問題的確有前有後，所以造成“一個事實，兩種結論”的現象。但是，媒體在報道的時候，能不能認真一點，把情況搞清楚了，準確一點再和盤托出？
這類現象在媒體報道中經常出現，大家針對一個報道說了半天，結果發現事實不是那麼一回事，前麵說的都白說了。等事實真相出來後，換一個角度再說，誰又知道新的真相就一定是真相？
差不多時間段內發生的關於“史上最惡毒後媽”的報道就是一個典型。第一輪報道在全社會塑造了一個“史上最惡毒後媽”的形象，引得無數人恨不能用口水淹死這個後媽。結果，第二輪報道徹底轉向，“後媽”成為一個無辜受害者。到了第三輪報道，大家發現，在網上發表“史上最惡毒後媽”帖子的人，很可能是同媒體串通好的，目的是為那個被所謂“史上最惡毒後媽”虐待的孩子治病募捐。這一假新聞策劃者的真實身份到底是誰，大家已經懶得再去追究。一片聲討，博得關注，也得到了給小孩治病的錢，算是一個成功的策劃，但是，讀者對於媒體的信任卻受到極大的傷害。用這種方式來利用媒體，屬於殺雞取卵，一次性地消耗掉人們多年積累的對媒體的信任。
再早一點，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韓國學生槍擊案也有同樣的情況。第一輪報道先報道事實，還比較正常。到了第二輪，有人報道說美國大學生把殺人者和被殺者放在一起祭奠，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甚至比第一輪報道死了32個大學生還要猛烈。什麼寬恕啊，寬容啊，狹隘啊，複仇啊，等等，唾沫滿天飛。結果到了第三輪報道說，把殺人者與受害者放在一起祭奠，隻是某一位女大學生的個人行為，而不是學校的官方行為，也不被很多人接受。弄得好多人不好意思再提幾天前自己說過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