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洛的理論沒錯，不管是否為民主體製，最低層次的生理欲望是最龐大的欲望群，誰能滿足低層次的生理欲望，誰就能成為民主數字化生存的優勝者。因此，西方民主一定低俗，西方民主一定粗鄙，西方民主一定是膚淺的“學術比基尼”、“理論丁字褲”的天下。默多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西方社會對默多克感到難辦，是因為默多克絕不是民主體製的癬疥之患，而是西方民主體製的心腹之患，是西方民主體製真正的“體製問題”。默多克說：莎士比亞寫作也是為了賣錢。資本主義民主體製就這樣把一切都變成可以用金錢數字衡量的單一標準，而且，這個標準還掌握在極少數人手裏！他們居然稱之為——民主！無數膜拜它的人，除了因為膜拜金錢，還能有其他理由認為它高尚嗎？
默多克與竊聽風暴
《竊聽風暴》是一部德國影片，講述德國統一之前，原民主德國國家安全局一名秘密探員負責監聽一位男作家及其女友的故事。該影片2006年發行，創下了德國國家電影獎提名最多的紀錄，11項提名，並最終獲得包括最佳影片獎在內的七項大獎。在當年的歐洲電影節上，該片獲得最佳影片獎、最佳男主角獎、最佳劇本獎。該片還獲得第79屆美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這部影片嘲笑原民主德國標榜的“公開化”，實際上是由秘密警察控製著、監視著民眾的思想和私下的言行：“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做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否則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因此，這部影片公映後，也常常被人“借古諷今”、“項莊舞劍”地指向當今的獨裁、專製政權，或者指向各種妨礙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國家。
必須指出的是，所有借用電影《竊聽風暴》發出的明槍暗箭，它所針對的都不是西方“民主”國家，而是站在西方“民主”立場上，指向西方“民主”的敵人。這種得意揚揚的高尚感，在默多克的“竊聽事件”之後，似乎再也無人談及。因為，默多克證明：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與所謂專製獨裁，在“竊聽”這件事上，是完全一樣的。
2005年5月，《世界新聞報》報道英國威廉王子的膝蓋受傷。這則民眾不覺得異常的消息引起了英國皇室的注意：知道威廉受傷一事的人很少，《世界新聞報》從哪裏得來的消息？皇室要求警方展開調查。2006年4月，也就是德國電影《竊聽風暴》公映前後，《太陽報》又刊登了一條爆炸性新聞：哈裏王子流連脫衣舞夜總會。此後，同屬新聞集團的《世界新聞報》與《太陽報》還互相配合進行跟蹤報道，目前已被停刊的《世界新聞報》居然公布了威廉王子嘲笑哈裏的電話記錄。
其實，英國警方很早就掌握了默多克手下進行“竊聽”的證據。2006年，英國警方在一個為《世界新聞報》工作的私家偵探那裏得到一份名單，上麵有大批公眾人物的資料。2009年，英國警方確認，《世界新聞報》非法竊聽3000多名政客和名人的電話。
但是，這都沒有成為默多克的災難，為什麼？因為默多克媒體的竊聽，很多都是與警方合作的，或者得到警方的許可、默認，甚至很多內幕消息不需要默多克媒體的竊聽，英國警方會主動提供。為什麼？一是為錢，警方有償出售內幕消息；二是警方借此與強勢媒體保持良好的關係，既可以在平時讓媒體多表揚自己，又可以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免得在媒體麵前太被動。這也是強勢媒體成為民主化身、民主代言人後所擁有的無形特權。
默多克媒體的“劣跡”早已被人知悉，例如，記者假扮中東酋長套出英國某王妃對王室和內閣成員的不恭評價；記者冒充瑞士銀行家與戴安娜王妃的情人接觸，謊稱要購買情書；默多克的媒體還收買妓女，偷拍妓女和多位名人鬼混的鏡頭，等等。媒體和記者在這些問題上的做法，與警方的某種辦案手段——釣魚、臥底——有類似的處境：如何才能做到真實、客觀，而且合法？記者變身事件的一部分，參與被報道事件的進程，是否會影響事件的客觀性，是否也涉嫌違法？與“竊聽”相比，媒體和記者上述行為的合法性更為模糊。那麼，默多克的災難為何會終於爆發？
2011年7月4日，英國《衛報》頭條報道稱，《世界新聞報》在2002年非法竊聽失蹤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電話，幹擾警方破案。這篇報道在英國媒體、政界、警方引起巨大反響，繼而帶出越來越多的竊聽醜聞，默多克的危機也由此真正開始。這個現象一方麵是因為默多克掌控的媒體長期劣跡斑斑，終於積累到總爆發的時刻；另一方麵是因為，此前人們得知默多克媒體的“竊聽”似乎隻針對政客和名人，民眾們的好奇心、偷窺欲都由此而得到滿足，這種方式似乎是“民主”的一種真實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