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小慧到她大姑媽家去了以後，轉眼間兩年過去，已經到了1948年。在此期間，我才從吳必芳那裏知道，她爸爸媽媽所以要把小慧送到蕭山去，還有一個經濟利益上的原因。他大姑媽從青年時代起便是一位畫師，專門設計綢布、花邊之類織物的圖案和花樣，在杭、嘉、湖一帶非常出名，甚至上海也常常有廠家出重金前去請教她，因而收入十分豐厚，上了年紀以後就在月亮湖邊上買了幾處田產，還修建了一棟相當漂亮的房子。讓小慧過繼給她，既減輕了他們自己的家庭負擔，日後又可以名正言順地繼承大姑媽的遺產，這也是為小慧的一生幸福考慮。
不過吳必芳說他是反對他們這麼做的，因為他知道小慧自己很不願意住到大姑媽家裏去；而且，“從國家大局看，內戰的發展趨勢已經很明朗，將來……”吳必芳說到這裏，就沒有再往下說。
吳必芳的這番話，使我對小慧越發增添了不少同情心理。
有點曆史知識的人都知道，1948年，正是決定我們國家前途命運的一年。國共內戰更趨激烈，人民解放軍在幾次大會戰中每戰必勝，勢如破竹，革命成功在望；國軍步步敗退，軍心渙散，已到了潰不成軍的地步。民國政府在經濟上也搞得一塌糊塗，改革幣製後發行了金圓券，但很快又大幅度貶值，物價飛漲，黑市泛濫，民不聊生。我們小公務員的薪水朝不保夕，每次拿到了一點可憐的薪水便得趕快到黑市上去買幾個銀元，否則就會迅速變成為一疊廢紙。我和媽媽隻能在節衣縮食中過日子了，以防什麼時候會挨凍受餓。
也許媽媽在家裏節約得太過度了，營養不良，日子一久得了貧血症，成天頭暈眼花，沒有一點力氣，隻想躺在床上休息。我每次回家去，她雖然打起精神照常忙家務，但看得出是在勉強支撐著。富陽縣城裏沒有西醫，隻有中醫，我陪她去看了一位老中醫，吃了幾貼藥也不見成效。怎麼辦？我又沒有條件接她到杭州去和我一起生活，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盡力節省點錢給她買點紅棗、桂圓之類的補品，希望她的體力能慢慢恢複過來，不至於臥床不起。此外，我每星期都得回去看望她了，一到家就逼著她躺下休息，什麼事都由我動手，給她安排好日常的柴米油鹽和一切生活所需。
為了在經濟上多有一點收入，我更加不分晝夜地忙於寫作。幸好這期間杭州的《浙江晚報》有一位名叫陸春芳的年輕女編輯通過投稿已和我見過幾次麵，成了朋友，十分熟悉了。她很欣賞我的文筆，每篇稿子都能采用發表，還讓我在副刊上開了一個《讀書筆記》的專欄，每天一篇。這就使我天天都有能一點稿費收入，可以讓媽媽的生活過得好一點。
謝天謝地，過了幾個月，媽媽的身體果然漸漸好了起來，已有精神和體力像以往那樣到處托人在給我尋找結婚對象了。我終於大鬆了一口氣，雖然我絲毫也沒有結婚的興趣和打算。
這一年，杭州的學生運動更加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尤其是革命搖籃“浙大”和“杭高”的學生。市中心的幾條馬路上，幾乎每隔幾天就能見到大、中學生們的遊行隊伍，“反迫害，反饑餓，反內戰”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此外，蠻橫無理的傷兵和流離失所的難民也湧到了杭州城，處處可見。不過，到杭州來尋歡作樂的上海有錢人卻依然不在少數，大飯店和舞廳裏依然燈紅酒綠，歌舞升平，構成了一幅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