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辰之春，同人合譯《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既竟，以校讎[2]之事屬餘。餘因得盡取前後四十四案細讀一過，略誌所見如左。
天下事，順而言之，有始必有終，有因必有果；逆而言之，則有終必有始，有果必有因。即始以推終，即因以求果，此略具思想者類能之。若欲反其道而行，則其事即屬於偵探範圍。
是以偵探之為事，非如射覆[3]之茫無把握，實有一定之軌轍可尋。惟軌轍有隱有顯，有正有反，有似是而非，有似非而是，有近在案內，有遠在案外。有軌轍甚繁，而其發端極簡；有軌轍甚簡，而發端極繁。千變萬化，各極其妙。
從事偵探者，既不能如法學家之死認刻板文書，更不能如算學家之專據公式，則唯有以腦力為先鋒，以經驗為後盾，神而明之，貫而徹之，始能奏厥膚功。
彼柯南·道爾抱啟發民智之宏願，欲使偵探界上大放光明，而所著之書，乃不為偵探教科書，而為偵探小說者，即因天下無論何種學問，多有一定係統，雖學理高深至於極頂，亦唯一部詳盡的教科書足以了之。獨至偵探事業，則其定也，如山嶽之不移；其變也，如風雲之莫測；其大也，足比四宇之遼夐[4]；其細也，足穿秋毫而過。夫以如是不可捉摸之奇怪事業，而欲強編之為教科書，曰偵探之定義如何，偵探之法則如何，其勢必有所不能。勢有不能，而此種書籍，又為社會與世界之所必需，決不可以“不能”二字了之，則唯有改變其法，化死為活，以至精微至玄妙之學理，托諸小說家言，俾心有所得，即筆而出之，於是乎美具難並，啟發民智之宏願，乃得大伸。此是柯南·道爾最初宗旨之所在，不得不首先提出，以為讀者告也。
柯氏此書，雖非正式的教科書，實隱隱有教科書的編法。其寫福爾摩斯，一模範的偵探也；寫華生，一模範的偵探助理也。
《血書》[5]一案中，盡舉福爾摩斯學識上之盈缺以告人：言其無文學、哲學及天文學之知識，即言凡為偵探者，不必有此種知識也；言其弱於政治上之知識，即言凡為偵探者，對於政治上之知識，可弱而不可盡無也；言其於植物學則精於辨別各種毒性之植物，於地質學則精於辨別各種泥土之顏色，於化學則精邃，於解剖學則縝密，於記載罪惡之學則博賅，於本國法律則純熟，即言凡此種種知識，無一非為偵探者所可或缺也；言其為舞棒、弄拳、使劍之專家，即言凡為偵探者，於知識之外，不得不有體力以自衛也；言其善奏四弦琴，則導為偵探者以正當之娛樂，不任其以餘暇委之於酒食之征逐，或他種之淫樂也。
此十一種知識，柯南·道爾必述於第一案中，且必述於福爾摩斯與華生相識之始，尚未協力探案之前者，何哉？亦正如教科書之有界說[6]，開宗明義，便以偵探之真麵目示人，庶讀者得恍然於偵探之事業，乃集合種種科學而成之一種混合科學，決非販夫走卒、市井流氓，所得妄假其名義，以為啖飯之地者也。
一案既出，偵探其事者，第一步工夫[7]是一個“索”字，第二步工夫是一個“剔”字，第三步工夫即是一個“結”字。
何謂“索”？即案發之後，無論其表麵呈若何之現象，裏麵有若何之假設，事前有若何之表示，事後有若何之行動，無論巨細，無論隱顯，均當搜索靡遺，一一儲之腦海，以為進行之資。若或見其巨而遺其細，知其顯而忽其隱，則萬一全案之真相，不在其巨者顯者而在其細者隱者，不其僨事也耶？而且案情頃刻萬變，已呈之跡象，又易於消滅，苟不於著手偵探之始，精心極意以求之，則正如西諺所謂“機會如鳥，一去不來”。既去而不來矣，案情尚有水落石出之一日耶？故書中於每案開場，輒言他人之所不留意者，福爾摩斯獨硜硜[8]然注意之；他人之所未及見者，福爾摩斯獨能見之。此無他，不過寫一個“索”字，示人以不可粗忽而已。
何謂“剔”？即根據搜索所得，使偵探範圍縮小之謂。譬如一案既出，所得之疑點有十，此十疑點中，若一一信為確實，則案情必陷於迷離恍惚之途，使從事偵探者疲於奔命，而其真相仍不可得。故當此之時，當運其心靈，合全盤而統計之，綜前後而貫徹之，去其不近理者，就其近理者，庶乎糟粕見汰，而精華獨留，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故書中於“凡事去其不近理者則近理者自見”及“縮小偵探範圍”二語，不憚再三言之者，亦以此二語為探案之骨子。人無骨則不立；探案無骨，則決不能成事。而此二語簡要言之，唯有一個“剔”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