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中國企業家》的封麵人物是首鋼廠長周冠五，他和四位同事站在高聳的煉鋼大爐前，笑容可掬。周冠五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國營企業改革的旗幟性人物，以承包製而聞名。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卻因醜聞案而黯然隱退。他的命運很帶有隱喻的意味。回望改革全曆程，為企業家者，若得以金盆洗手、善始善終，已是最大的幸事，特別是對於國營企業的經營者尤其如是。在中國為商者，其風險，一半在商場之內，一半在商場之外--這是“中國的特色”，也是當代中國企業家的悲情宿命。在某種意義上，在後來的二十五年中，《中國企業家》一直在重複地講述著類似的故事。
就在《中國企業家》雜誌創刊的1985年，馬克斯·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大陸漢譯版正式發行。這在當時，是兩件完全沒有幹係的事件，不過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願意將之聯係在一起討論。
“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隻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這一段我們一點也不陌生的文字，就出現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導論”裏，1904年，四十歲的德國宗教社會學教授馬克斯·韋伯提出了這個問題。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預料到，也就是從這個設問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倫理軸心化。馬克斯·韋伯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他將人類文明的新革命
資本主義運動進行了一次非經濟層麵的文化詮釋，從宗教倫理、民族傳統的角度重新詮釋乃至定義了資本主義的精神。他的這一工作產生了決定性的成效，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共識。
作為韋伯論述的對應體，東方文明從此陷入到一個巨大的被動境地之中。它必須解釋，為什麼眾多早慧的東方文明無法誕生資本主義?韋伯在另一本作品《儒教與道教》中分析了中國宗教的這兩種基本形式對經濟生活的理性化能力問題。他斷言，無論是哪種都不具備新教那樣的責任倫理觀，因為“儒教，作為支配性的終極價值體係，始終是傳統主義取向的，對於世界所采取的是適應而不是改造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