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的提問及挑戰在中國一直沒有得到完備的解答和回應。早在1940年代，因擁有一位南京籍學生情人而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的英國生化學家李約瑟試圖從科技的角度進行解釋，他花費半個世紀寫作了浩瀚的七卷本《中國科技史》。不過，他仍然沒有給出清晰的答案。而且，他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技術層麵，又與韋伯的倫理層麵有較大的落差。
到1980年代之後，隨著新儒家的興起，一些美國及台灣的華裔學者
如餘英時和杜維明等人
決定在韋伯流連過的“戰場”上尋找新的出路，他們試圖證明儒家的千年倫理傳統，從先秦的孔孟到明代的王陽明、清代的乾嘉漢學，都貫穿著強烈的濟世情結。儒家的眾多倫理概念
如“均貧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
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點。餘英時在多篇論文中證明，“以中國史的研究而論，即使是韋伯的開放性的論點，倘非加以適當的調整，也無法生搬硬套。”在他看來，儒家與生俱來的入世價值觀與新教倫理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不需要證明中國也有新教倫理或資本主義萌芽，而隻需承認中國史的特殊性。杜維明甚至認為，隻有儒家倫理才能解決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儒家主張“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麵的,不是單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協調,以“和而不同”的原則處理人與群的關係,對過分強調科學主義、效率、自由的西方價值觀是一個反駁。
時到今天，盡管餘英時和杜維明的觀點在西方知識界還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然而，在華人學界卻逐漸形成為一股主流的意見。不過，有一個問題卻始終沒有人解答
它似乎沒有被觸及，那就是，如果餘英時和杜維明的立論成立，儒家倫理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處，但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化仍然如此艱難?
大一統下的工商命運
要回答上述疑問，並不容易。在我看來，答案有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