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經典儒學大師對經濟行為的蔑視。在先秦諸子中，孔孟對工商業的闡述很少，其認識水平非但不及法、墨兩家，甚至連農家、雜家都未必能比，到漢武帝時期采取“獨尊儒術”的國策之後，曆代儒家在經濟政策上少有突破;
其二，則與中國的大一統政體有關。自古至今，人人以為“中國從來就有輕商的傳統”，可是如果從經濟體製與政治體製的相關性而言。這一公論似乎並不成立，因為中國輕視的是商人，而從來不輕視商業。
說到輕視商人，倒真是罄竹難書的。早在管仲那時候
公元前七世紀，他給百姓分等級，是為“士農工商”，商排在最後，經商是末業。到了漢朝的劉邦，他最討厭商人，專門頒布詔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車騎，還專門抬高針對他們的租稅，以表示困辱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他還規定，商人不得從政，甚至連他們的子孫也不行，所謂“禁錮不得為吏”。當時朝廷沒有錢，就推出一個
“納粟拜爵”的製度，平民隻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可誇張的是，就是在“賣官”的時候，朝廷竟也規定，最有可能出錢的商人不在此列。
這種對商人極端蔑視的政策，在後來的曆朝曆代稍有緩解，但是從根本上卻沒有改變。
可是，為什麼又說中國從來不輕視商業呢?
還是從兩千多年前的管仲說起。他主政齊國時，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就把鹽業和鐵業收回國家專營。當時其他的諸侯國，征稅靠都是農業稅，可是隻有管仲看到了一個事實:工商業
煮鹽冶鐵
所能產生的利潤遠遠的大於耕地種田。在農耕時期，這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更重要的是，這是唯一的工商合營產業，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壟斷經營的優勢，從業者一麵自製商品，一麵自行販售，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展轉變化，繁殖累積，其財勢不可阻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