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要緊的是，國家直接控製工商業，老百姓並不覺得受到了損失。管仲就舉例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等鐵製工具，隻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於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於人頭稅的征收總額。表麵上，國家並沒征稅，實際是“無不服籍者。”
因為實行了鹽鐵專營，齊國迅速成為當時最強的諸侯國，齊桓公因此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名號。從那時起，中國的曆代統治者都把最能夠產生利潤的工商業收歸為國家經營。這種統治藝術冠絕全球。與歐洲列國相比，那裏的治國者從來隻知道從稅收中獲得收入。在中世紀，一些國家真的窮到沒有辦法了，連一根煙囪也要征稅，結果弄得天怒人怨。他們沒有想到，其實隻要把煤炭專營起來，每一斤煤多加一點錢，遠遠比征煙囪稅更能增加收入。隻有中國，想到了從國營工商業中直接取得利益。所以，一些有見識的史家便提出，中國的治國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識到“工商富國”的一撥人。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一方麵知道“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這是司馬遷先生在《貨殖列傳》中的原話，可為什麼另一方麵又要拚了命地壓抑和蔑視商人呢?
道理在於:當國家直接進入到產業經濟之後，國家資本集團就與民營資本集團構成了競爭之勢，後者自然就應該遭到打壓。所以，輕視商人與重視工商，正是一體兩麵的結果。
這種頗似矛盾，實則一體的觀念會造成怎樣的景象呢?下麵一段故事，在曆史上一再發生
漢朝初建之時，國力極度贏弱，皇帝要出巡，居然配不齊四匹膚色一樣的駿馬，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諸侯，窮窘得隻好乘坐牛車。國貧民窮之際，朝廷一改管製政策，“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經過七十年的“文景之治”，出現前所未見的盛世，“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國家儲備的錢財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勢力。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了二十一位當時的富豪，個個都神采飛揚。可是到了景帝的兒子漢武帝時期，再度實行管製政策，鹽鐵等重要產業重新收歸國有化，所有鹽商、鐵商、流通商、金融商幾乎全部一一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