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歎息的是，這樣的景象在此後的兩千年裏一再地重演。我們這個國家，隻要沒有外患內亂，放縱民間，允許自由從商，三十年可出現盛世，五十年可成為最強盛的國家。可是接下來必然會重新出現國家主義，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權的邏輯之中，必然造成國營經濟空前繁榮的景象。
曆代史書中的所謂“大帝”，從秦始皇、漢武帝、成吉思汗到康熙、乾隆，無一不是國家主義的實踐者。在其統治期內，商人階層從來就是被打壓的族群。這些推行高度管製的國家主義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負者，而他們以及他們所在的階級則是這一自負的最大得益群體。具有迷惑性的是，他們在口頭上都以“均貧富”
救濟貧困，抑製豪強
為號召，這能夠喚起無產者對有產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專權統治，謀求財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國家的利益永遠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執行這一政策的官僚，因為要與民爭利，所以又必定多為嚴厲的酷吏，先是以鐵腕手段對付商人及中產階層，然後又私下作法敲詐，結成權貴資本集團。
在這種政策邏輯之下，有產者的下場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諷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財政收入，大多用於國防軍備，平民階層因此而得到的實惠卻少而又少。在國家主義的政策之下，國強易得，民富難求。
中國對“商”的態度是如此的混亂和矛盾，說到根子上，都是製度惹的禍。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在中央集權的帝國模式之下，曆代治國者形成了豐富的、中國式的行政模式和經濟治理經驗，與之相伴隨的，則出現了極富特色的、先盛後衰的工商文明。當中央集權形成之時，必是專製生成、民間贏弱之際，而當地方坐大之時，又必然產生割據分裂的景象。中國所有朝代的興衰更替，無一不是這一邏輯的具體表現而已。而在這一輪回中，工商經濟一次次地成了犧牲品和殉葬品。
於是，兩千餘年來，我們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工商運行體製。所以，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工商倫理。在工業革命之前，中國的經濟形態分別表現為貴族經濟(先秦到西漢末年)、世族經濟(西漢末年到南北朝)和士紳經濟(隋唐到晚清)。總而言之，都是官商經濟的種種變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