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經驗與企業家困惑
曆史的經驗表明，唯有在中央集權贏弱之時，民間工商業放得喘息之機會。二十世紀之初的三十年間，中國的企業家階層就曾經出現過崛起之勢。
1904年之後，陷入重大政治和財政危機的晚清政府突然推出重商政策，先後頒布《欽定大清商律》、《商會簡明章程》、《破產律》和《試辦銀行章程》等等，大肆鼓勵民間經商。其前後數年，“民之投資於實業者若鶩”，公司創辦數量超過了洋務運動30年國家投資的總額。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斷定，1905年是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新起點，即從“國家興業時代”進入到了“國人興業時代。”
在這一階段，企業家集團的參政意識已經普遍蘇醒，甚至得到了理論上的論證，因寫作《盛世危言》而進入中學讀本的大買辦鄭觀應便認為:“歐美政治革命，商人得參與政權，於是人民利益擴張，實業發達。”他甚至很早就看到了國營企業的體製性弊端，在一篇文章中他寫道:“官之與民，聲氣不通……企業一歸官辦，枝節橫生，或盈或虧，莫敢過問。”早在1904年，上海的《商務報》上刊文公開宣言，“商興則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商人勢力的積聚，則與商會組織的興起是密切相關的，這一特征在上海、武漢和廣州等大城市表現得最為顯著。1907年，全國80個重要的城市商會代表聚集上海，倡議成立了華商聯合會，全國商會呼吸相關，聯成一體。到1911年，全國各種商人組織近2000所，會員達20萬人之眾，這幾乎是當時中產階級的全部。
從1905年到1910年，中國還曾出現過一場轟轟烈烈的立憲運動，企業家階層一直是最活躍的一個群體。當時最熱烈的立憲運動發生在民營經濟發達的上海、江浙一帶，而領袖就是“狀元企業家”張謇，他為張之洞起草了《擬請立憲奏稿》，同時，主持刻印《日本憲法》，意在為中國變法提供範例，一時間“奏請立憲之說，喧傳於道路。”連權臣袁世凱也寫信給張謇，用十分自謙的口吻說:“各國立憲之初，必有英絕領袖者作為學說，倡導國民，公鳳學高才，義無多讓，鄙人不敏，願為前驅。”學者侯宜傑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一書中用大量的事實證明，企業家階層是立憲運動最強大的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