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動立憲過程中，各級商會形成網路，並逐漸學會英國式商會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預備立憲公會等組織中，商人占明顯優勢。如侯宜傑所言的，企業家們認識到“今日中國之政治現象，則與股份公司之性質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國之下未由發達，故振興實業之關鍵在於通過立憲確立法治，限製政權，保障民權來改良政治環境與政治組織”。
進入民國之後，企業家的獨立精神得以傳承。自1911年之後的16年間，由於國家一直處在軍閥割據及分裂的狀況中，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央集權政府的弱勢，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在這期間，國營企業體係基本瓦解，民營公司蓬勃發展，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明星企業家層出不窮，企業家階層在公共事務上的話語權十分強大。唐力行在《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一書中認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就是在這一時期基本奠定的。從經濟增長率的數據上看，盡管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高速增長是一個不爭的共識，美國的經濟史學者托馬斯·羅斯基的計算認為，從1912年到1927年之間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位於世界各國的領先地位。
令人扼腕的是，企業家階層的獨立性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之後，逐漸被消磨殆盡，到了1935年的經濟危機之後，幾乎蕩然無存。1946年，八年抗戰結束，當時最大的私營企業主榮德生上書行政院，希望政府重視民營企業。他在信中寫道:“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隻須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可惜的是，他的信被行政院長宋子文揉成一團，扔進紙簍。此後經年，民營事業黯淡無光，其重新萌芽與蘇醒，便已是開始於1970年代末的本輪改革開放了。
我在前麵的這段冗長陳述，無非是想將曆史接續起來，讓讀者有整體之印象，在這樣的大曆史背景下，翻閱一本接一本的《中國企業家》雜誌，你自可以讀出別樣的體會。在二十五年的編輯工作中，出現在這本雜誌中的內容絕大部分為公司故事、產業剖析及管理案例等等，不過，也有相當的一部分，關注的是形而上的工商倫理與企業家精神，從中很可以讀出企業家階層從財富自覺到階層自覺的整個曲折曆程。這本雜誌在身份認同、道統傳承及責任自覺三方麵對工商倫理的重建展開了持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