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這種心態，常被誤解。
很多人以為他從此黃老之學，變成實用的犬儒主義，一個團團臉脅肩諂笑、處處作揖的人。常看書店架子上大字寫著“麵厚心黑曾國藩”。
中國人到中年確實常成為道家信徒，曾國藩也一再說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但是什麼是柔弱，什麼是剛強，對這一點到底悟到了什麼程度，往往是人後半生的區分。
曾國荃是其中一種，他是叢林法則的信徒，勸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勢利之天下，強淩弱之天下”。
有這樣價值觀的人，強時容易魯莽、操切，弱時便一變而為圓滑、退縮。像宏傑寫的，他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幹正事。他晚年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就這樣走上晚清官場常見的“多磕頭，少說話”的路子。
老曾對剛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從沒走到“真偽不辨”的鄉願上去。
他終生喜愛雄壯之力。人到中年，雖然磨礪性情，“知自己處處不如人”，換一副柔和麵貌待人，不肯輕議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極深，勸勉子弟也一直說：“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從此彌不肯為矣。”
不過，人到中年，他對“剛”這個概念也拆碎重組——去憤欲而存倔強，是為剛，“剛非暴戾之謂也，強矯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他在《道德經》的扉頁上寫了“至剛無剛，至柔不柔”，是說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隻是“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
胡適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的“至柔可以克萬物”。後來他在美國之後，有次他去大峽穀，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為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老曾不會這麼表達，不過，他也並不以為柔弱本身可以製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於靜穆之中。”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願字，名為含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五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布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裏，但每個村子都叫三裏屯”。
史密斯歎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裏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裏就不放。” 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製食品，為什麼不留一點過冬？”答案也隻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製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緣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句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緣由的人，是要倒黴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胡適批評他們：“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麵，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衝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誌，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範圍，唯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我國的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聖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範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以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以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由簡單到複雜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