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聖言”救不了朝廷。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隻靠詳盡“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製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鹹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鹹豐倒也不糊塗，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為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鹹豐批“剴切明辯，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並不以君子、小人為區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願固謬，狂狷亦謬。”
他這話說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采訪時，總覺得對麵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隻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晻曖，則為小人。”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為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他說：“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為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其實他的本來性情並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著知道認識事物並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輕易判斷。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頁邊，日久甚至成書。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曆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後，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複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七
曾國藩在舊有體係中成長，但他能夠讚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為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窾，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緣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並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於表麵的統一，在同質的體係中，一旦遇到障礙，就會迅速提出問題，並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