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係的願望，隻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讓新的力量盡快生長起來。他在義理、考據、辭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製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紮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鬆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曾國藩能成為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八
宏傑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誌，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發。
他轉學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後才改邪歸正。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的世俗學問。
這就是胡適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對“笨”字有種言若有憾、實則喜之的看法：“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
他一輩子強調勤與恒。說天下事，無論什麼，要做成樣子，必須有兩樣，一是規模，二是精熟，兩樣都從勤與恒中來。
這兩個字我小時候一聽就要打瞌睡，上學後，天天都得抄類似的格言交作業，到後來，很多年都討厭別人的道德教訓，覺得頭巾氣重。
因為在我當時的理解裏，勤與恒無非是一種外界加之於身的教訓，要磨掉一個人所有趣味的規範。
後來才理解沒有什麼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是費裏尼所說，“為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這個秩序都從勤與恒中來。
但我一開始看老曾給的通道，實在是覺得沒勁。他說，過高的道理都近於矯或偽。所以要想勤與恒，就從兩點做起，“不譏笑人，不晚起”，這兩點真是平實得近於迂腐。
他說，一輩子從這兩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驕慢虛妄。這話誰都懂，覺得也不怎麼高明，後來才覺得，他的厲害之處在於踐行終身。
學英文時，老師說過一句話：“什麼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斷地忍耐。”當時大家笑。看老曾談他運筆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須這樣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
往年苦思力索，幾於困心橫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寫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