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琦善雖然位高權重，但既然奉旨查辦他的罪行，則自然應該以罪犯待之。舉報他的那幾個司員官位雖低，但現在仍然是朝廷命官，怎麼能像罪犯一樣抓來當堂對質？如果舉報者被這樣對待，將來再有大員犯罪，誰敢過問？況且皇帝隻命會審琦善，並沒有命令兼審其司員。如果一定要傳訊司員，那必須先請旨。
曾國藩“詞氣抗厲”，“四坐為之悚動”，刑部尚書恒春不得不取消了這個動議。懾於曾國藩的剛直，鹹豐二年（1852年）四月，琦善被革職，發往吉林效力贖罪。
另一個“大名大位”者是賽尚阿。鹹豐二年年初，賽尚阿等因為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的過程中調度不力，日久無功而“交部議處”。朝中眾人多力圖為之寬減，隻有曾國藩“以軍務關係重大，議處罪名，宜從重者，不當比照成例”。
但會議還是決定從寬處罰。曾國藩不服，“會議罷後，公專折奏請從嚴議處”。[《曾國藩年譜》，第20頁。]賽尚阿因此終被革職。
本來，曾國藩在京官中人緣頗好。然而，這兩次挑戰“大名大位”者，讓他的人際關係網出現了巨大的破洞。因為琦善門生故舊遍天下，與穆彰阿關係也頗深。曾國藩打破了“官官相護”的潛規則，成為官場上的異類。案子審完之後，許多人與曾國藩拉開距離，甚至不再往來。他在官場上的處境愈益孤立。“諸公貴人見之或引避，至不與同席。”在背後當然更是遭到無數詆毀之詞。彈劾賽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國藩在鹹豐二年幾乎成了京師人人唾罵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後一段日子，曾國藩動輒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來越想念家鄉了。國事頹唐，他百計奮鬥，卻絲毫無補，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誌：“粵西事用銀已及千萬兩而尚無確耗，戶部日見支絀，內庫亦僅餘六百萬。時事多艱，無策以補救萬一，實為可愧！明年擬告歸，以避屍位素餐之咎。”在給羅澤南的信中亦雲：“計稍遲歲時，即當解組歸養，從吾子與孟容（指羅澤南與劉蓉）於萬山恬寂中耳。”
鹹豐二年六月，曾國藩終於得到了江西鄉試正考官的外差。他興衝衝地逃離這個讓他失望而厭惡的京城，準備從此引退歸山。不料剛走到安徽太和縣，就接到了母親去世的訃聞，當即換裝回鄉奔喪，至此，正式結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四、在長沙“打脫牙和血吞”
（一）
曾國藩說：“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醜六月（鹹豐三年六月）不與焉。”似乎長沙之辱在他的記憶中無足輕重。事實遠非如此：正是這次強烈刺激，推動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難，練成了湘軍。
事情起因於鹹豐二年臘月，曾國藩入省承擔公事。
鹹豐二年年底，鹹豐皇帝的一道緊急命令傳到了荷葉。原來不久前，太平軍揮師北上，湖南各地紛紛陷落。鹹豐皇帝情急之下，詔命在鄉下老家為母親守孝的曾國藩幫助地方官員興辦“團練”（也就是“民兵”），以保衛鄉裏。
曾國藩一到長沙，就展現出雷厲風行的辦事風格。
皇帝的諭旨傳到湖南時，太平軍已經揮師湖北。湖南雖暫獲喘息，但形勢依然危急。太平軍走後，各縣的會黨、土匪勢力不斷發難，也試圖步太平軍後塵以求一逞，湖南境內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因此穩定社會治安成了當務之急。
曾國藩在自己的公館裏開設了一個“審案局”，專門審理社會治安案件。曾國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搶劫犯被抓獲，不必經過州縣，直接送到這裏。隻要捆送來者，一不需要參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實際證據，隻以舉報者口辭為信，稍加訊問，立即結案。處理方法隻有三種：一是立刻砍頭，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殘酷的鞭刑。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為止此。”[《曾國藩全集·書信》，複歐陽兆熊，第134頁。]四個月內，審案局“計斬決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斃杖下者二名，鑒（監）斃獄中者三十一名”。曾國藩因此獲得了“曾剃頭”的著名外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