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克去曾國藩身上的這個缺點。在北京的最初幾年，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說他的缺點第一個是“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青年曾國藩的脾氣之大當時毫不亞於左宗棠。因為脾氣火暴，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好幾次大架。那時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遇事隻認理不認情，“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國藩下過一段紮紮實實的克己之功，以理學為武器對自己“天賦之性”進行過深刻的反省和係統的糾正。居京十多年裏，曾國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實就是脫胎換骨，脫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換上“誠恕”之心、謙虛之道。他的胸次日益擴展，性格日益寬厚，到與左宗棠初次會麵時，他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凡事必爭的青年變成了一個涵養極好、遇事忍讓的中年人，對朋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他總結說，對朋友，首先要誠，“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第二是敬，“至於與人交際之道，則以敬字為主”。第三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最後是渾，“惟忘機可以消眾機”。人際交往中，凡事不可過於計較，分得太清楚。最後，則要做到“不嫉妒”。曾國藩認為這一點極為重要，以至於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為遺囑，囑咐後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順利，正是建立在曾國藩的深厚修養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貫注於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這一段功夫。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當然，一個人要成為“內方外圓”的“聖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雖然經過了艱苦的自我砥礪，但是從北京剛剛來到地方官場，曾國藩的棱角仍然顯得過於分明，處事仍然過於方剛和理想主義，對地方官場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汙濁一時難以適應。在江西數年與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場體製的原因，也有性格和處事方式的原因。
從鹹豐七年二月到鹹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時間。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間刻苦自修之外，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生命節點。極為好勝的曾國藩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敗的原因。他意識到，辦事風格、手段過於生硬，是他處處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他斬關奪隘，沒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領大長。行動做事由原來的方正，一變而為圓通。他的人際交往能力，從此大大提高。這首先就體現在曾、左關係當中。
左宗棠與曾國藩雖然關係僵了，但是和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的關係一直不錯，與曾國藩斷絕音信之後，與曾國荃卻音書不絕。這是曾、左關係中一個有點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實也理所當然。左宗棠與曾國荃性格相投，他們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辦事直來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國藩的磨磨嘰嘰、瞻前顧後。他們的命運也有共同之處，都是科舉不中，以軍功升遷，彼此同病相憐。再加上曾國荃從戎之初得到過左宗棠的用心指點，對左宗棠的才能十分欽佩，在資曆、功業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對左氏的聲威名望從不曾構成威脅，左宗棠一直從容地保持著居高臨下之勢，所以兩個人終生關係不錯。
曾國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卻不想因自己而影響弟弟與左宗棠的關係，因此特意給弟弟寫信說：
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荃本來夾在兄長和朋友當中，不知如何是好，這下知道了兄長的態度。在與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時，他還想方設法調和二人關係，勸哥哥先給左宗棠寫封信。
這恰恰和曾國藩想到了一處。曾國藩在居鄉時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與左宗棠關係的反思。經過反複思考，曾國藩認為，從恕道待人的角度出發，他應該寬恕左氏的種種舉動。畢竟在他心中，滔滔天下，隻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傑。要拯救天下，離不了與這兩個人的通力合作。後來的鹹豐九年正月初一，曾國藩在家書中曾這樣評價：“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芝、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可見他對左宗棠的一貫重視與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勸解下，他開始努力恢複與左宗棠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