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國藩以謙卑圓融之態營造了比以前更舒適的生存空間，而左宗棠的傲慢終於受到了報複。鹹豐九年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蹉跌。
鹹豐四年入幕後不久，駱秉章就開始對左宗棠言聽計從，按左宗棠自己的話說：“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
《南亭筆記》這樣記載：
左文襄初以舉人居駱文忠公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文忠日與諸姬宴飲為樂。文襄嚐麵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邪？”文忠幹笑而已。
說的是駱秉章把一切交給左宗棠，自己每日隻是飲酒作樂。左宗棠當麵嘲笑駱秉章說：“你不過就是一個木偶，我怎麼牽，你怎麼動。”聽到如此露骨的嘲諷，駱秉章也隻有幹笑而已。這則逸事從情理上來講絕無可能，左宗棠再驕橫，也斷不至此。不過，作為描摹駱、左關係的一幅漫畫，十分生動傳神。
由於駱秉章如此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氣，把自己當成了真巡撫，將全省官員當成自己的下屬，“一意孤行”，對那些品級很高的大員也不假顏色。雖然在左宗棠的治下，湖南“自刑名、錢穀、征兵、練勇，與夫厘金、捐輸，無不布置井井，洞中機要”，但他的作風得罪了許多官員。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就寫信告訴胡林翼：“湘中人來，頗怨左公。”左氏自己也感到“所處之地介於不紳不幕之間，蹤跡太幻”，遂“為世所指目”。
關於這次災難的起源，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徐宗亮《歸廬談往錄》記載，永州鎮總兵樊燮曾經拜訪湖南巡撫駱秉章，身為幕僚的左宗棠出與樊燮共談，不料雙方“意大齟齬”。雖然樊燮為二品大員，左宗棠以一介舉人，居然“進起批樊頰”，並且大肆詈罵，使“樊不能堪”，兩人從此結下不解之怨。
而據劉成禺《世載堂雜憶》記載，鹹豐九年，永州鎮總兵樊燮因事謁見駱秉章，駱秉章讓樊燮直接去見左宗棠。總兵是二品大員，但清代重文輕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無點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員身份，見了左宗棠沒有請安，惹得傲慢慣了的左宗棠怒氣大發：“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個倔性子，頂撞道：“朝廷體製，未定武官見師爺請安之例，武官雖輕，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平時最忌諱人家提他的“師爺”身份。中不了進士才去給人家當師爺，這是表麵上風光無限的左氏內心的隱痛。他最受不了別人因為他的師爺身份而輕視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上前一腳踢翻了樊燮，嘴裏還大罵：“忘（王）八蛋，滾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慫恿駱秉章彈劾樊氏，使他被革職回了老家。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戲劇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慫恿駱秉章彈劾樊燮確有其事。官場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結，因為你不知道哪塊雲彩有雨。樊燮與湖廣總督官文關係極為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張狀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說左宗棠是“劣幕”，一官兩印，囂張跋扈。一個師爺敢打二品大員耳光，這還了得？朝廷發下諭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時間，不可一世的左師爺頭顱岌岌可危。
聞聽左氏遇禍，曾國藩“焦灼極切”，他不光為朋友憂，也為大局憂。他在家信中憂心忡忡地寫道：“湖南樊鎮一案，駱中丞奏明湖南曆次保舉，一秉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詰責，有‘屬員聳恿，劣幕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全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麵不能無小變矣。”
左宗棠遇到的這一大難，可與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宗棠當時對曾國藩是雪上加霜。此際曾國藩卻對左宗棠雪中送炭，關愛有加。他十分體諒左宗棠此際的心境，怕他因為驚擾過度，損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寬解。九月三十日，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信中寫道：“得聞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憤悒自傷，適丁果臣一信，道所以處之之法甚精當，想潤帥已抄送左右矣。”
除了溫辭慰問，曾國藩還全力以赴，托關係走後門，幫左氏解脫。鹹豐帝將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錢寶青審辦，錢寶青是曾國藩的門生，於是曾氏以座師身份，請他設法緩解。在錢寶青的努力下，左氏暫時未獲牢獄之災，得以順利離開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