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弟子薛福成就繪聲繪色地描寫左宗棠晚年在這個問題上多麼昏聵：
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挽聯雲：“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劼）剛襲侯，措辭頗為懇摯。餘謂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
庚辰、辛巳間，文襄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塗（途）進謁者，皆雲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
……
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雲文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曆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
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語尚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旰，即舉茶杯置左相手中，並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翼（翌）日，左相具柬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尚如泉湧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己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複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複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雲。
也就是說，左宗棠由西北入京，一路上遇到所有人，話題不外乎兩個：一個是他在西北的措施多麼合理，另一個就是譏評已經去世的曾國藩。做了兩江總督，見到客人，所談也不過如此，喋喋不休，讓客人插不上話。
薛福成的這些記述，多小說家筆法，本不必據為信史，但也絕非空穴來風。左宗棠對與曾國藩關係的辯解，一直持續到死。光緒四年（1878年）三月二十，曾國藩死去數年，左宗棠猶致書朋友，對曾國藩的道學功夫表示懷疑。曰：
從前金陵克複，幼逆逃去，弟曾致書文正，謂應據實陳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譏切，沅圃（甫）宮保亦以為非。此等私見，頗非自命讀書學道者所宜有。
（六）
對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們評價議論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燾的評價雖然摻雜了很多情緒因素，不過仍然因有見地而值得一讀。
對於一生至交曾國藩，郭嵩燾由親近而敬佩，最後甚至達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燾在曾氏大營中待了幾天，在日記中記下他人如何評價曾國藩：
相國好諛而不廢逆耳之言，好霸氣而一準諸情理之正，是從豪傑入者。其於用人處事，大含元氣，細入無間，外麵似疏而思慮卻極縝密，說話似廣大不落邊際而處事卻極精細，可為苦心孤詣。嚐言李申甫能知我深處，不能知我淺處。又嚐言古人辦事不可及處，隻是運用得極輕，庖丁解牛，匠石運風，有此手段，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輕而已矣。
這哪是寫曾國藩，簡直就是在描寫活聖人，而從日記中的前後記載看，郭嵩燾對這種看法是首肯的。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評價曾、左二人的不同：
盡古今人才，隻有狂狷兩途。吾輩守之，仕不必求進，祿不必求豐。苟得行其誌焉，斯可矣。萬鍾之祿，不以為泰；不得行其誌而退，終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筆蓐，取給一身而無所歉。左文襄公，狂者類也。知有進取而已，於資財無所校量，日費萬金不惜也，而亦不可與居貧。閑居靜處，則心不怡而氣不舒。
意思是說，左宗棠的心性修養功夫遠遠不夠，隻知進取，不能靜處。而曾國藩進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聖人。郭嵩燾還認為：
左帥以盛氣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餘，以語聖賢之道，殆未也。
王船山說，聖賢一定是豪傑，而豪傑不一定是聖賢。在郭嵩燾看來，曾國藩是聖賢，而左宗棠僅止於豪傑，這就是二人的根本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