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當然極苦。然而曾國藩說：“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為一代之偉人。”事實上，曾國藩一生就是這樣苦過來的。做事從無恒到有恒，他經曆了無數的心靈磨難。
（十）
曾國藩認為，磨煉自己要有如雞孵蛋般的耐心和韌性。他的一生，就是不斷自我攻伐、自我砥礪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斷脫胎換骨、變化氣質、增長本領的一生。
曾國藩以“求闕”命名自己的書房，從青年到老年，曾國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責中，不斷尋求、針砭自己的缺點。
比如對無恒這一缺點，他就終生攻伐不懈。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日記中曾寫道：
餘病根在無恒……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從無常規可循，將來蒞眾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鹹豐七年十二月十四，四十六歲的他寫信給弟弟說：
我平生坐犯無恒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誌；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請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誌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為鑒戒。
鹹豐九年，四十八歲的他寫信給兒子說：
餘生平坐無恒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誌變化，尤無恒之大者，用為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恒二字下手。
他從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戰戰兢兢”之中。讓我們讀幾段他晚年的日記吧：
同治八年（1869年，即曾國藩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三十：
日內因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
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初一：
餘前有信寄筠仙雲，近世達官無如餘之荒陋者。頃筠仙信力雪此語之誣。餘自知甚明，豈有誣乎！
直到逝世前四天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一，他的日記中還有這樣的話：
餘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報！
六十二歲的他，那自責之意，與他三十一歲立誌做聖人時的心情，仍然一模一樣。這就叫作“幾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複磨煉中，曾國藩的氣質性格漸漸發生著變化。他做事越來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後來在軍事生活中，每天隻要有時間，他就堅持讀書、寫作。他待人接物越來越寬厚、周到、真誠，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質越來越純粹，站得越來越高，看得越來越遠。經過無數次反複較量，到四十六歲後，他終於對自己的恒心比較滿意了，他總結說：
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梁啟超在盛讚曾國藩的“有恒”時說：
曾文正在軍中，每日必讀書數頁，填日記數條，習字一篇，圍棋一局，……終身以為常。自流俗人觀之，豈不區區小節，無關大體乎？而不知製之有節，行之有恒，實為人生第一大事，善覘人者，每於此覘道力焉。
普通人過了中年，性格已經固定，記憶力、學習能力下降，進取之心就逐漸懈弛，認為老狗學不會新把戲。而曾國藩卻終身處於學習、進步之中。他給弟弟寫信說：
弟之文筆，亦不宜過自菲薄，近於自棄。餘自壬子（四十三歲）出京，至今十二年，自問於公牘、書函、軍事、吏事、應酬、書法，無事不長進。弟今年四十，較我壬子之時，尚少三歲，而謂此後便無長進，欺人乎？自棄乎？
晚年，曾國藩總結自己的人生體會時說，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個果子成熟的過程。不能著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與天的栽培，會讓一棵樹靜靜長高，也會讓一個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