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官場新人，曾國藩資望全無，關係不廣，外官贈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的賬本中，曾國藩記載這類收入共有九筆，平均每筆十兩多一些，共計九十七兩。
曾國藩在家鄉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約兩千兩。除去進京路費花去數百兩外，尚有大量積餘。然而曾國藩到京頭兩年花費了大約一千三百兩白銀，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帶來的銀子已經花光，外官饋贈又如此之少，他開始麵臨借錢問題。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關將近，曾國藩找人現借了五十兩銀子，才勉強過了個年。在此之後，借錢更成為曾國藩彌補財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額最高時達一千多兩。
從曾國藩這個個例看，清代的“低薪製”表麵上為國家節省了財政開支，其實懲罰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員，方便的是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勢必饑寒”。國家不得不對官員們的“灰色收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此使得官員貪汙舞弊成為半公開的必然。
因為窮，許多京官千方百計地開辟財源，他們一般是替外官跑關係，找門路，落點手續費和跑腿錢。許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錯。比如另一位京官李慈銘，雖然級別和曾國藩差不多，但是他的生活可比曾國藩滋潤多了。他娶了三個妾，還成天沉溺於“酒食征逐”，“遊逛郊外名寺，箋召歌郎行樂”……冶遊、宴飲、聽戲，每年都要花掉大筆銀子。他的錢從哪兒來呢？原來他特別善於和地方官交際，替地方官在北京辦了不少事，獲得了大筆報酬。
那麼，曾國藩有沒有像李慈銘那樣獲得過灰色收入呢？曾國藩沒有做這些偷雞摸狗的勾當，因為他已經發誓要“做聖人”，金錢觀有了重大變化。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曾國藩在寫給弟弟們的家信中說：
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
三十歲這年是曾國藩人生中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學做聖人”之誌，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自我砥礪。
在有關曾國藩的數據文件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一筆營求私利的記載，但困窘的生活確實使道學家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為利心所擾，並導致不斷地自我批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的一段日記十分典型：
座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謂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
兩日應酬，分資較周到。蓋餘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汙鄙一至於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
立誌成為聖人的曾國藩，卻心心念念想著借祖父的生日多收點份子錢。並且因為即將到來的祖父生日宴會，未雨綢繆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這其實不能說明他本性如何貪婪，隻能說明清財政製度是何等扭曲，一個遵紀守法的官員要麵臨何等巨大的經濟壓力。
難道曾國藩的京官生活就永遠這麼清貧嗎？也不是。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藩曾經發過一筆橫財。
因為皇帝也知道京官很窮，所以偶爾給他們提供點改善生活的機會。什麼機會？就是派往各地，做鄉試的主考官，到各地選取舉人。鄉試結束時，地方官場要送給主考官員一筆“辛苦費”，往往高達數千兩白銀。這筆收入，會使一個窮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所以大家都拚命想得到這個差事。因為想當主考的人太多，所以後來朝廷就通過考試來選拔。誰考試成績出眾，誰就去外地當主考。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舉行了一次“考試”。身為翰林院侍講的曾國藩對這次考試期望極大，他在家信中說：
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掉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為調養，已作丸藥二單。考差尚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
為了這次能考上主考，他甚至預先服起了補藥，補補自己的身子。
也許是曾國藩的虔誠感動了上天，他紅運當頭，從大批京官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四川鄉試正考官的派遣。此時正是他經濟極度緊張的時候，所以真是久旱逢甘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