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大喜過望。他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
作為一省的正考官，這次四川之行，各筆收入，曾國藩都一條條記在賬裏。現存賬本分內容如下：
入銀數：
四川省城
公項二千四百兩。
製台百兩。（寶）
藩台百兩。（潘）
道台吳（珩）百兩。
道台張百兩。
…………
就是說，四川省財政給他補貼了二千四百兩。除此之外，各位官員還以個人名義，都送他一些銀子。比如四川總督給了他一百兩，四川布政使和幾位道員也都是一人一百兩。這些加在一起，共計四千七百五十一兩。這僅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無所獲。加上節省的路費，曾國藩此行收入當在六千兩左右。
除了銀子，還有各種禮物。曾國藩賬中下一部分內容就是“入財料數”：
寶中堂江綢袍褂料兩套，朱紅川綢、川綢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縐四匹。
袁小城滇緞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從四川回來後，曾國藩的經濟狀況顯然大為改善，這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個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債務全部還清，大大鬆了一口氣。賬目冊記載，他這年年底還銀共一千四百零六兩。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兩銀子，用於還家中所欠。同時，又拿出四百兩贈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個台階。他在家信中說：“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待步。”
四川鄉試發的這筆財應該說不違反曾氏“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這筆收入雖然用今天的財政標準衡量是灰色的，實際上在當時卻是公開的、合法的。事實上，在混亂的統治財政中，各層級的科舉考試過程中都有一些沒有加載國家明文的“合法支出”。晚清時期，各省的學政每次監考，可以得到數額不等的“棚規”，其來源是考生所湊的用來賄賂考官的“份子錢”。這種“棚規”後來演變成定例，居然得到了國家的承認。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群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迅速成為侍郎級（副部級）高官，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為罕見的。
不過，即使貴為侍郎，不主動伸手撈錢的曾國藩也不富裕。
清代侍郎級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兩白銀。加以恩俸和祿米等補貼，年收入一共可達六百二十兩，此外還有一些公開的灰色收入。但是隨著交往等級的提高，開支也隨之增加。比如交通費一年就要四百兩，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窮京官。
曾國藩任職京官後，從未回過家鄉。他在“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對弟弟說：“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與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即回家。”雖然說了幾次，但一直沒有行動，可見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籌不起路費，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國藩在家書中說：“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做了堂堂副部長，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費，不知今日讀者讀了這段資料，會有何感想。
鹹豐二年，因為母親去世，曾國藩回到老家，結束了十三年的京官生活。然而困窘並沒有因此離他而去，當年在京所欠債務，多年之後才還清。
從曾國藩的書信中判斷，一直到同治三年，也就是離開北京十二年之後，曾國藩才把在北京欠的錢還清。同治三年，曾國藩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說：“弟京居時所借西順興店蕭沛之名光浩銀項，……茲接沛之來信，索及前項，因從徽商吳惇成茶行彙兌湘紋銀一千兩，函囑沛之約同江南提塘李福厚往取。”到這時，曾國藩已經做了五年兩江總督了。可見做了多年總督之後，曾國藩才有能力徹底將京官生涯的欠賬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