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經過一年多在家守孝，曾國藩發生了很大變化。鹹豐八年，因為軍事上吃緊，鹹豐皇帝不得不又一次命令曾國藩出山，這一次，官場上的人發現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他對人更客氣了，更有禮貌了，做事也開始注意遵守官場上的潛規則了。遵守潛規則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他對部下在金錢上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樣嚴了。他反省道：“餘昔在軍營，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就是說，我以前做事，不隨便提拔人，也不敢放手花錢，所以大家都不願意追隨我。再次出山之後，曾國藩對部下在金錢方麵的要求比以前寬鬆了很多。他說：“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餘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就是說，現在帶兵的人，都難免有點發財的想法。對別人弄些錢，我不再管了，但是我自己還是一文錢也不裝入私囊。
曾國藩這種對金錢態度上的變化，也反映到自己家庭裏，那就是對曾國荃的約束，也比以前寬鬆多了。
鹹豐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國藩在家裏給在軍隊中的曾國荃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盡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
這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說，隻要你不比塔齊布、羅澤南、彭玉麟、楊載福及李續賓兄弟這些人做得過分，就沒關係，在規則允許的範圍內，你可以撈錢。正如我們前麵提到的，李續賓帶兵六年，積金數萬兩。這封信，意味著曾國藩家庭經濟政策的重大改變，等於放開了曾國荃身上的韁繩，讓他在發財致富之路上一路向前馳騁。所以曾國荃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改變曾氏家族經濟麵貌的主要支柱。
當時軍隊打仗有一個慣例，就是攻下一個城市，是要放手搶上一陣戰利品的。過去，曾國藩對於這種做法一直是嚴格禁止的，但是再度出山之後，他開始對這個做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曾國荃就是通過這樣的做法發了財。在曾國藩寫了這封信後幾個月，鹹豐八年八月，曾國荃攻克了一個重要的城市——吉安府。仗剛打完，曾國荃就派人往家裏送了一筆銀子。這筆錢，顯然就是戰利品。第一次弄到這麼多錢的曾國荃還有些不好意思，怕在家裏主持家務的二哥曾國潢責備他，所以專門給曾國潢寫了一封信，信中解釋說：
惟數年應有之薪水雜款微有羨餘，不得不攜歸，為家中應用之費，實愧對老親與老兄平日之直節清名耳。祈兄寬看一層，勿哂責阿弟，是為至感！
就是說，我這幾年啊，攢了些銀子，送到家裏，供家裏花用吧！我這種做法，實在是辜負了咱們大哥平時對我的教誨。二哥你就別責備我了！
在這封信中，曾國荃說明了這次寄回家的錢財是什麼：
特派公夫等順解二竿之數，又湊花邊元洋約共三封，約三百零兩，係交弟婦。並衣服、書籍、旗傘、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單。
二竿之數，就是兩千兩。就是說，這次一共送回家兩千三百兩白銀。兩千兩家裏公用，三百兩給自己的妻子。此外還有衣服、布料什麼的。
曾國荃在信中還特別囑咐，在搬運財物時，“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傳於外，弟得貪名也”。就是說，搬銀子時，自己家人搬，別讓別人知道。可見，曾國荃頭一次往家裏運這麼多戰利品，心裏還有點害怕。
開了吉安這個頭之後，曾國荃以後就輕車熟路了。以後曾國荃又攻陷景德鎮、安慶等數座名城，每攻下一座城市，他都要回家一次。正如曾紀芬所說：
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戰，必請假回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
每回一次家，他都要買些田產，擴大一下家業。不過事實上，每一次曾國荃運回家中的財產，遠沒有大家傳說的那樣多，也不過就是幾千兩白銀，處於整個湘軍將領中的平均水平。曾國荃並沒有比別人做得更過分，這一點我下麵還要再講。
當然，曾國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搶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後。到現在人們還在爭論：曾國荃在天京是不是發過一筆大財？有一種野史說：
聞忠襄於此中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幹外，其餘悉輦於家。
也就是說，曾國荃這一戰，收獲上千萬兩白銀，除了給上級送點外，都送回自己老家了。事實是不是如此呢？經過分析比較史料，我認為，這種說法絕對是大大地誇張了。曾國荃在天京城破後，並沒有撈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