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信風水到信天命
（一）
曾國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他說過：“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曾國藩全集·家書二》，嶽麓書社，1985年。第917頁。]
他在家書中談及風水時說：“我平日最不信風水。”[《曾國藩全集·家書一》，第184頁。]
他還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術：“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隻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曾氏三代家書·前言》，第6頁。]
（二）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記載，卻證明他是一個相當“迷信”的人。他一生進行過大量“迷信活動”，幾乎實踐過所有迷信種類：
他精通相麵之術，有過大量相麵實踐；他會算卦，經常自己占卜吉凶；他相信托夢。
曾國藩長子曾楨第夭折後，歐陽夫人夢見一個老太太，自稱是曾家九世祖孟學公的夫人屈氏，訴說她的墳墓多年無人打掃。曾國藩夫婦因此認為這是導致幼子夭折的原因，於是將屈氏之墓遷出另葬，重修立碑。其碑文至今尚存。
他還相信扶乩。
鹹豐八年四月，曾國藩鄉居期間，家裏請人扶了一次乩，預測曾家家運如何。一位赴任途中的城隍神下降曾家，預言曾家不久將遭大難。半年後，六弟曾國華果然死於亂軍之中。曾國藩晚年經常向人提起此事，以證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七月十五，台灣學生書局，1964年，第1914頁。]
他禳過災。
鹹豐八年十月十三，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
因各營患病者太多，且鄉間居民亦病，齋醮三日，禳災祈福。餘亦詣壇拈香。[《曾國藩全集·日記》，第314頁。]
他信關公。
湘軍攻下天京不久，曾國藩一邊忙著為諸將請功，一邊鄭重其事地上了一道折子，請皇帝給關帝廟賜以匾額。據他折中所說，天京之役的軍功章中有關老爺的一半。原來，曾國荃率部攻城之際，天氣酷熱，人不能堪，太平軍趁勢對攻城的湘軍“屢擲火桶”，采用火攻。曾國荃乃向關公求雨，而據說關公亦欣然出手，掃去暑熱，幫助湘軍成此大功。曾國藩在《奏請欽頒金陵及湘鄉縣關帝廟匾額折》中詳述其過程：
本年六月初間，（曾國荃）督率諸軍在龍膊子開挖地道，修築炮壘，逼城猛攻。時值酷暑，烈日如焚，城賊屢擲火桶，幾欲延燒。國荃因肉薄攻城，恐致貽誤，乃望空長跪，虔禱關聖大帝速降雨澤，以代賊謀，十二日果得大雨一次，而數裏之外亦皆無寸。特別是登城之日，酷熱尤甚，國荃禱祝如前，並默許奏請欽頒金陵及湘鄉縣關帝廟匾額。午時火發之後，有陰雲自鍾山覆日而來，涼風習習，擁護兵勇登城，得以竟此全功。……懇請禦頒匾額，以答神庥。[《曾國藩全集·奏稿》，第4392、4393頁。]
他還信痘神。
同治六年三月，曾國藩幼子紀鴻得了痘症，一時病勢頗為凶險。曾國藩心裏為之懸懸，“乃打掃屋宇，擇花園中廳淨室敬奉痘神。傍夕沐浴，燈後拈香行禮”。紀鴻病愈後，曾國藩在日記中總結原因，將功勞一分為二，歸之於大夫和痘神的共同努力：
此次由至險而得至安，實初意所不到。一則賴痘神佑助，一則劉叟之老練精慎。[《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六年三月廿八，第1367頁。]
他於四月初八親作祭文送痘神，還給“痘娘娘”紮了狀元坊一座，彩亭三座，紙傘、紙旗十把，燃爆竹十餘萬。過後又“以二千金修痘神廟，保金陵城內男女水無病災”。同年九月初七，痘神廟完工，他不僅親至廟內拈香禮拜，還特地為此廟撰聯一副：“善果征前因，願斯世無災無害；拈香參妙諦，惟神功能發能收。”
至於祈雨敬神之類的清代地方官員公務範圍內的正常舉動，在他的年譜中更是多見。比如同治六年五月，他“連日步出禱雨”。“十九日，公（指曾）詣靈穀寺取水。廿日，大雨。公籌銀四千兩，修複靈穀神祠。”[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嶽麓書社，1986年。第225頁。]
（三）
至於曾國藩言之鑿鑿的“不信風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居京期間，曾國藩對風水曾經“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國藩一方麵精研理學，另一方麵也熱心功名[這時期的日記中常有對官場升沉極為係心的記錄。比如因為大考成績遲遲不公布，他“中心焦急，四處打探，行坐不安，醜極”。（《曾國藩全集·日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二，165頁）有因聞放差之信，“心中有得失之念，膠葛縈擾，幾不克自持”（《曾國藩全集·日記》，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一，170頁）。]。為求官運亨通，對官場中的一些陋風庸習也亦步亦趨。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陳升在口角之後一怒辭職[曾國藩曾特作《傲奴詩》一首以紀其事，見《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2頁。]。五天以後，朋友給他介紹了周某做跟班，曾國藩考察收用後，馬上將此人改名為“周升”。直到鹹豐八年，曾國藩日記中提及的五個仆人，還分別叫作“韓升”“王福”“何得”“曾盛”“曹榮”[《曾國藩全集·日記》，鹹豐八年七月十八，第258頁。]。可見他圖吉利講忌諱，與絕大多數官僚一般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