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性格強硬的祖父固執己見，毫不動搖。對風水本不那麼在意的曾國藩也就不再堅持，轉而寫信勸弟弟們聽祖父的話。服膺理學的他以“天理說”來說服弟弟們：
日前所開山向凶吉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為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第142頁。]
也就是說，風水吉凶之說，是“地理”；而孫子聽從爺爺的話，是“天理”。當“地理”與“天理”發生衝突時，作為程朱信徒，當然應該選擇後者，何況爺爺此時還在病中，怎麼能因為這個事惹他生氣？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後不久，曾國藩家裏喜事連連：“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第150頁。]祖父痊愈了，困擾曾國藩多時的病好了，且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這種好運仍然持續：家裏添了三個男丁，九弟曾國荃也進學成了秀才。當然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本人升任實職侍郎。
以前雖然聽慣了風水發家的故事，但曾國藩對風水之說一直“存而不論”。但這次“親身經曆”，讓他確信風水對家運興衰有著直接的影響。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對此事總結出了兩點：第一，很顯然，祖母葬地風水上佳，因此曾家家運才如此順風順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鬥）衝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
第二，風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強求。幾個弟弟因認為此地風水不佳，差點和祖父衝突起來。而素來不信風水的祖父選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鬥）衝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與諸弟書，第184頁。]
雖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萬萬不可更動。他囑咐幾個弟弟，祖母墳地“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與澄沅季書，第150頁。]
但祖母墳地畢竟過於狹隘，“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又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誥封碑亭”是體製和家庭榮耀所關，不能不修。他的解決方案是將來將祖父母分別安葬，將碑亭之類建於祖父墳前：
予意欲仍求堯階相一吉地，為祖父大人將來壽藏，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不知可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斷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為定。[《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與澄沅季書，第150頁。]
經曆此事後，曾國藩對風水之說的迷信度大漲。鹹豐七年，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委軍回家，將父親葬於周壁衝。不過時間倉促，葬地未經充分選擇，葬後有風水師說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對這個葬地“實不放心”。雖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遺訓，但曾國藩在隨後一段時間裏，先後請過朱堯階、劉為章、杜茂才、許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師”為父親選擇另葬之地。無如千挑萬選後，還是沒挑到各方麵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國藩在家信中鬱悶地說：“吉壤難得，即僅圖五患之免，亦不易易。”[《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八年五月三十，與沅弟書，第393頁。]
鹹豐八年，曾國藩再次出山，離開家鄉時仍然為沒有為父親找到理想葬地而遺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實不放心……餘於親在日不克篤一日之孝養；親沒之後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靈。”因此囑咐弟弟們再接再厲，甚至命曾國葆自學風水之說，必將父親遷葬於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風水之說，洪弟在家無事，可留心學習，為二親求一佳城，不必為子孫富貴功名，但求山環水抱，略有生氣，俾二親之體魄少安，即子孫之福蔭亦未始不在其中……諸弟若能盡心竭力肩任此事，則餘寸心之疚可少釋耳。[《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八年八月初十日，與澄沅季書，第4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