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風水之說畢竟過於縹緲荒唐，理學內部眾多派別對風水一直爭論不斷。理學的基本理論是人隻需體認內心的天理，並循理而行，本不必懼怕和祈助什麼外在的神異。從這一點看，理學具有一定的“理性主義”品格。張載就對風水之說嗤之以鼻：“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張載撰，章錫琛點校：《張載集》，《經學理窟·喪紀》，中華書局，1978年。]程頤也認為，葬地隻要滿足以下五個條件就可以了：“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程頤、程顥：《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第623頁。]想通過風水發家興運，乃“後代陰陽家流”的“詭異之說”。然而，畢竟朱子對後世影響最大。風水之說雖然發軔甚早，卻是在宋代以後得以盛行，這主要得益於朱熹提供的“理論支持”。
（六）
曾國藩的世界觀基本上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講究風水，與其“理學家”的形象並不衝突。事實上，曾國藩也曾經致力於研究鬼神。他在《書學案小識後》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狀”與“草木鳥獸之鹹若”相提並論，一起作為應當深究細考的課題，隻不過“研究結果”沒有記載於書冊。在所謂“迷信”問題上，我們必須對曾國藩存有恕心。我們從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教育，相信人死後沒有靈魂，相信宇宙起源於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國藩所受的教育與我們完全不同。他成長於一個充滿迷信的環境，從小聽慣了鬼神附體、風水發家的故事。物理、化學、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課程表裏的內容，天圓地方、四根柱子支著大地才是他頭腦中的宇宙圖景。許多我們今天看來小兒科的科學常識，對他們來說都是永世難解之謎。換句話說，我們生活在陽光下，或者起碼是在路燈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或至多是身處一燈如豆之中。成長於充滿迷信的環境，近代以前的中國人完全不“迷信”的，實在鳳毛麟角。舉一個信手拈來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廣縉在廣東取得了所謂“反入城鬥爭”的表麵勝利，曾國藩在家信中談到此事時說：
英夷在廣東，今年複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為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為昌泰，誠國家之福也！[《曾國藩全集·日記》，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第186頁。]
道光皇帝經常對大臣們說，占卜者推算皇帝運氣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轉，果然二十九年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勝利。朝廷上下因此歡欣鼓舞，對“英夷”強硬派又一時得勢，這也是“迷信”對傳統政治的微妙影響之一例。
在這樣的環境下，朱子的世界觀輕而易舉地征服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曾國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風水理論。他說過，“我平日最不信風水”，接下來還有一句：隻信朱熹“山環水抱”“藏風聚氣”的理論。[《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與諸弟書，第184頁。]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書中這樣談論怎樣改善家中陽宅風水：
老秧田背後三角丘是竹山灣至我家大路，男（曾國藩）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墈下，在檀山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上橫穿過來。其三角丘則多栽竹樹，上接新塘墈大楓樹，下接檀山嘴大藤包裏，甚為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稟父母，第161頁。]
這種安排依據的就是朱熹“藏風聚氣”的陽宅風水原理。
道光二十八年，曾國藩的叔父曾驥雲認為附近彭姓山地內有一處吉壤，想買下來作為曾氏家族墓地。曾國藩在家書中這樣表達意見：
前叔父信言知廣彭姓山內有地有幹田十畝。男思好地峰回氣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蓋氣之所積，自然豐潤。若磽田童山（山無草木曰童），氣本不聚，鮮有佳城，如廟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斷無吉穴矣。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團聚山水環抱者，乃可以尋地，否則不免誤認也。知廣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幹田十畝之說，故進此說。[《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稟父母，第167頁。同信中還說：“祖母葬後，家中尚屬平安，其地或尚可用。如他處買地，不必專買丈尺。若附近田畝在三四百千內者，京中盡可寄回。京中欠帳已過千金，然張羅尚為活動，從不窘迫，堂上大人盡可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