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家人“又問仙何人何職位今欲何往”，也就是問降下這一預言的是哪路神仙。“仙自稱名為彭某人，河南固始人，生時官都司，死於鹹豐年固始之難。現為雲南大理府城隍神。赴任路過雲雲。”仙人自稱叫彭某某，是何南固始人，生前是鹹豐年間的一個都司，死於戰亂，剛被上天任命為雲南大理府城隍神，在赴任途中路過湖南，所以下來降言。
當時曾國藩聽了之後，雖然“凜然神悚”，然終不解其故，也就隻好將神仙的預言置於半信半疑之間。
直到曾國華喪後，曾國藩才恍然大悟，此“敗”字何指：
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
多年之後，和趙烈文談起此事，曾國藩還認為此事足以證明鬼神確實存在：
其效驗昭昭之如此，且先半載知之，則世俗所雲冥中諸神，造兵死冊籍等語，非為荒唐之說矣。[《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七月十五。]
這件事使曾國藩相信，冥冥之中，“風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相比風水之說在理學內部的聚訟不已，對“天”及“天命”的崇拜卻是儒家毫無爭議的世界觀基礎。早自殷周時代，人們就相信天是有意誌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孔子卻信天命。他三番五次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倫語·季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倫語·堯曰》）
所謂“命由前定”，天之崇高偉大，就在於天命的說一不二、不可動搖。神仙半年前就預告了曾國華之死，足見天命有其定數，人力的巧計營求對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
因為六弟之喪，曾國藩對“風水”與“天命”之間的關係進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從頭回顧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來的興衰曆史，總結出家運中的這樣一個規律，即鹹豐年之後，每當大得意之後，必有大失意相隨：
吾家自道光元年即處順境，曆三十餘年均極平安。自鹹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即有失意之事相隨而至。壬子科，餘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即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冬，餘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盛，臘月二十五甫奉黃馬褂之賞，是夜即大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喪；今年九弟克複吉安，譽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即有溫弟三河之變。[《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八年十二月十六，致諸弟，第449頁。]
也就是說，道光年間，曾氏家運一直蒸蒸日上，而自從鹹豐皇帝即位以來，曾氏家運之規律變為大喜與大悲交錯：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親之喪。他剛攻克武漢田家鎮，湘軍聲望達於頂峰，緊接著就遇到水師大敗。鹹豐六、七年間，湘軍轉危為安，軍事進展順利，不料父親突然去世。今年曾國荃攻克吉安，聲名大振，不料馬上遇到了六弟之禍。
曾國藩由此認定，祖母葬後家中出現的諸種吉祥，不過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而六弟之喪，則是吉安之大得意後的大失意。先人葬地，似乎不是決定性的原因。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當初自己所信的那樣大吉大利，何以家中會屢次出現橫逆之事？六弟之喪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則即使在其後移動父母墳塋，也必無濟於事。一個人的窮通死生，怎麼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決定和改變？如果那樣，上天豈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豈不是太不嚴肅了？
事隔多年後，他在日記裏說：
偶思鹹豐八年四月葛睪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甫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以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八年七月十八，第1663頁。]
“天命”之說，從此在曾國藩心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
（八）
和風水說一樣，天命說對中國人的影響也是根深蒂固的。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所謂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絕大多數中國人終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顛沛掙紮。對風雲之變幻，禍福之旦夕，命運之無常，自身之渺小，體認極深，中國人因此成為世界上命運感最強的民族之一。
中國文化因此也癡迷於追問命運。甲骨文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預測吉凶，六經之首的《易經》，創作初衷本也是為追問天命。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與非理性，命運與鬼神，神秘的“天”與世俗的“人”，也往往糾纏難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運，卻信鬼神。老子認為宇宙之玄，是眾妙之門。莊子主張要順從命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孔子和孟子都明確主張人要順從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