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興起之後，也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論。我們說，性格決定命運。而朱熹說，命運決定性格。朱熹說，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樣，人是稟氣而生。因此，人的命運，也完全是由所稟之氣決定的。“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朱子全書·朱子語類·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13、210頁。]。以孔子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稟之氣十分清明，所以做得聖人，但稟得的氣又很低很薄，所以生來地位不高，終生也沒有做太大的官。至於他的學生顏回，因為稟的氣很短，所以早夭。
除了理學家之外，曆代名人熱衷談命的還有不少。蘇東坡有《東坡誌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談命錄》，明朝時劉伯溫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祿命辨》。中國人對命運的興趣，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在曾國華之喪前，曾國藩很少談論天命。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其實是“人定勝天”主義者，非常推崇意誌的力量。他認為人的意誌是無所不能的：“誌之所向，金石為開，誰能禦之？”[《曾國藩全集·詩文》，《勸學篇示直隸士子》，第443頁。]
他相信，人的命運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對於蓬勃向上的意誌無可奈何。憑借自己的意誌力量，可以脫胎換骨成為完人，可以成就內聖外王之業：“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致諸弟，第94頁。]“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致諸弟，第94頁。]““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致諸弟，第39頁。]“正是這種觀念激勵著曾國藩精研理學，刻苦修身。青年時代，曾國藩偶有幾次談論命運，都是為了安慰、鼓勵科舉不順的弟弟們。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沒有考中秀才後，他寫信安慰說：“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然而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讓弟弟們“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曾國藩全集·家書》，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致諸弟，第92頁。]“。對於功名富貴，不必焦慮妄想、係心縈懷，而是將全副精力用於進德、修業。所以曾國藩此時的命運觀，還是為他的個人奮鬥觀服務的。
初創湘軍時的曾國藩，一無所有，有的隻是意誌。他相信憑借超人的意誌，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關頭，隻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正是這種唯意誌論的信念，支撐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艱險，以一介書生，赤地立新，創立起湘軍。在湘軍連獲勝仗之際，曾國藩一度顧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六年正月初二，致沅弟，第1317頁。]“。對自己的主觀能動能量相當自負。以為“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誌竟成”[《曾國藩全集·批牘》，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五，批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第401頁。]“。
但是從經曆鹹豐七年被皇帝罷黜回家的大挫折和鹹豐八年曾國華之喪以後，“天命”二字開始出現在曾國藩的詞典中：
餘自經鹹豐八年一番磨煉，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強，不免客氣用事……[《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二年九月十一，致沅弟，第1037頁。]
鹹豐七年居家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見信於皇帝，奮鬥數載，功勞至大，卻被投閑置散，自然心不能平。曾國藩原本功名心極重、進取心極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熾於常人。鬱憤至極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八年五月初五，致沅弟，第3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