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了這一點，曾國藩覺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層，定力大大增長：
知天之長而吾所曆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慚慚蠲除矣。[《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元年四月十一，第739頁。]
似乎是為了獎勵曾國藩對“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轉了曾國藩的命運：他本以為這次被罷回家，將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勳的千載良機。因為此時正當太平軍內亂初起，由盛轉衰，看起來已經指日可平。沒想到大局驟變，太平軍勢力複張，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戰局。這一天旋地轉更加加固了他的天命觀。
（九）
我們翻閱曾國藩家書，會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曾國藩一生，每於人生道理有所體悟，必汲汲與兄弟們分享。不久，天命說也成了他用來安慰、疏導曾國荃心理疾病的良藥。
皈依天命說後，曾國藩一改過去的急切焦躁，在處理大事時變得從容不迫。他不再認為王朝的命運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國能不能平定，大清王朝還能存在多少年，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個人甚至某一個集團能夠決定的。在這些大事件背後，有著天時、曆史、人心等諸多深層次力量，個人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隻是在可能的範圍內盡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憂天，將太多無法承受之重攬到自己肩上。
鹹豐十一年，曾國荃圍攻安慶，當年四月初三，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說：
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守，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十一年四月初三，致沅弟，第679頁。]
當時曾國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氣上升，心情焦躁，行將得病。曾國藩寫信告訴曾國荃，太平軍能不能平定，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間那神秘的大力量決定的，個人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勳，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國荃將能否攻下南京“付諸可必不可必之數，不敢絲毫代天主張”。曾國藩說，戰爭之中，人隻能全力發揮自己的主動精神，“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但至於“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他這麼說，是唯恐國荃在攻城時失去耐心，不擇手段，蠻力強攻，致出危險。他打了這樣一個比方，用科舉考試來比喻天京之戰：“譬之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錯平仄抬頭，此人謀主張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主張者也。”天命難測，個人在天命力量麵前，隻能老老實實地努力，不可妄圖僥幸，魯莽滅裂：
若恐天意難憑，而必廣許神願，行賄請槍；若恐人謀未臧，而更多方設法，或作板綾衣以抄夾帶，或蒸高麗參以磨墨。合是皆無識者之所為。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一，致沅弟，第1016頁。]
攻下天京後，朝廷打壓功臣，有意貶抑曾國荃，氣得他大病一場。曾國藩又開導他說：“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五月十五。]意思是湘軍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並非全是你的本領，因此沒有什麼想不開的。一個人功名達到什麼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決定的。“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萬難攀躋之人。”[《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三年八月初五，致沅弟，第1159頁。]
曾國荃身陷困境之際，曾國藩的日子也不好過。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斷地敲打他。他用來規勸曾國荃的話，何嚐不是說給自己聽的？天命說使曾國藩在宦海風波中能心平氣和，沉穩練達，甚至“老奸巨猾”，幫助他成功地處理了功高震主之後的君臣關係。
（十）
隨著閱曆加深和年齡增長，曾國藩談論天命的語氣越來越肯定，或者說，他對天命越來越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