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開始相信人不能勝天。同治五年，他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弟謂命運作主，餘素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餘不甚深信。”[《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五年九月十二，致沅弟，第1285頁。]
他早前認為，對於建功立業來說，“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也就是說，人事與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後來又認為對於事功來說，人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不過百分之三十。他說：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八年十二月廿二，第1706頁。]
以身邊的例子而言，當太平軍興起之初，其他清軍將領，比如向榮、張國梁等人，“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也一心要滅了太平天國，但因為“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那時太平天國勢力正張，“六七偽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遊沿江千裏，亦足轉輸盜糧”。而湘軍後來取勝，與太平天國內亂及後期施政混亂直接相關。“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
由此曾國藩得出結論說：
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為，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曾國藩全集·詩文》，《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第292頁。]
回首往事，他越來越認同，人的主觀努力能施展的範圍其實相當狹窄，環境和時機遠比人的努力重要。運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沒有那個運氣，一個人再掙紮奮鬥也無濟於事。
對於自己一生功業，他以“運氣”總結之：“其初辦理團練，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後四方多故，事會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勢。”“國家……正值剝極將複之際，不才會逢其適，僥幸有成。”“湘淮諸公應由布衣徒步以取將相，特借鄙人以發其端。其間離合得失，千變萬態，純關天意，不由人謀。”[《曾國藩全集·書信》，複田雨三，第6808頁。]
這其中固有謙辭，也有灼見。
（十一）
如果說，直到三七開時為止，曾國藩對命運的總結都不無正麵意義。然而，晚年曾國藩對命運的迷信卻超越了合理界限，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有時他甚至認為，人就是一個“運氣口袋”，一切皆是運氣為之。“人生皆運氣為主，七尺之身實以盛運氣。”[《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九月初三。]一個人一生壽命、健康、窮富、貴賤，乃至賭博的輸贏、科舉的成敗、軍事的成敗，基本上都是由命運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比之博者之大勝，會試之高第，在一時雖若可喜，實則值時命之偶然。”“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1頁。]“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範韓之經綸，不能製夏之一隅。”[《曾國藩全集·詩文》，第441頁。]
他迷信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提出“不信書，信命運”這個“離經叛道”的結論。
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卷上·一生三變》中說：
（曾國藩）嚐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不信書，代表他不相信任何後天的努力奮鬥可以改變既定的命運。信命運，代表他認為命運是決定一切的。而“公之言，告萬世”，則說明這是他一生的最後結論，不再更改。
如果我們因為曾國藩的這些話語而嘲笑曾國藩愚昧落後，無疑是不當的。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勝天，是主觀能動性。但是細想起來，這也是一種蚍蜉撼樹而已。人與天，主觀與客觀，當然是後者強大於前者，正如同主人強大於寵物狗，科學家強大於他製造的機器人，宇宙強大於一個原子。再頑強的意誌，也衝不破某種客觀限製，任何強人，最後都會發出天命難知的感慨。
這一悲愴的宣告，實際上是曾國藩晚年悲觀心理的一種體現。
雖然出將入相、封侯開府，但曾國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這既有個人家庭因素，也有對國家前途的悲觀。
從自己的親人身上，他體會到了命運的無常。他的幾個女兒，每一個擇婿時都是千挑萬選，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親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兒個個命運悲慘。長女紀靜之婿袁秉楨放蕩凶暴，嫖娼酗酒，且不敬嶽父，私取公款。紀靜在夫家受盡了冷落，年僅二十九歲就去世了。二女紀耀之婿陳遠濟幼時十分聰明，長大後卻平庸懈怠，了無生氣，紀耀鬱鬱寡歡，終生未育。三女紀琛之婿羅允吉是個花花公子，不務正業，其母又刁悍刻薄。更想不到的是，剛出生一個多月的兒子，在南京被炮聲驚嚇而死，曾氏目睹傷心不堪。四女紀純之婿郭剛基人品學問都不錯，卻體質羸弱，二十一歲便病死，留下紀純拖著兩個兒子守空房……越到老年，閱曆越深，他越動搖了青年時代“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信念。他因此認定上天在很多時候是不講道理的，或者說，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類能理解的尺度。他嘲笑佛家“因果”之說，譏笑那些“朝耕而（圖）暮獲，一施而（望）十報”之人。[《曾國藩全集·詩文》，《聖哲畫像記》，第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