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國家的現狀，更讓他傷心。他早年立下內聖外王之宏願，並為此辛苦奮鬥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發現用盡一生精力換來的“同治中興”不過是一片虛假繁榮。他遵循聖人之道，一絲不苟地苦學苦修，卻並沒有達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他眼看著神州不斷陸沉，自己卻無能為力。他以一人之力，無法挽回傳統社會積千百年形成的強大頹勢。一生的奮鬥，最後竟然如拔刀斫水，並不能絲毫影響水之東流。
自詡為“好漢”，“平生倔強”的曾國藩在晚年卻失去了當年的豪氣。悲觀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調。他經常和身邊的幕僚趙烈文談起清朝的前途，他說：“京城水泉皆枯，禦河斷流，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社之隕。”[《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二十。]
他對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聵混亂，對時世滄桑、人心難複深為失望，對自己一生燈蛾撲火式的努力深為失望。“老年常多悔懼”，“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在“補救無術，日暮途窮”之際，不免愈加以天命說來排解自己的鬱懷。他在日記中寫道：
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十年三月十六，第1844頁。]
（十二）
雖然如此深信天命，但是曾國藩一生很少當眾談論這個話題。鹹豐九年，他在日記中寫道：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曾國藩全集·日記》，鹹豐九年十一月初四，第433頁。]
也就是說，雖然天命決定一切，但是聖人們還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勝天，告訴別人相信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們從來不向世人揭開命運難違的悲慘真相，否則，生命這場遊戲，就徹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雖然深知天命不可違，還是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奮鬥精神垂範後世。
鹹豐十年，在給幼弟曾貞幹的信中，他承認弟弟所悟是對的：“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但同時他又提醒：“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諭眾。”[《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十年七月初八，致沅弟季弟，第559頁。]
“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是曾國藩皈依了天命說之後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說，以天命說來排解心中的迷惑憤懣，以天人感應說來激勵自己繼續奮鬥。
鑒於這種考慮，曾國藩從不在眾人麵前談論天命，即使私下談論，也總不出親信僚屬的小圈子，並且多在事後。他愈是感到“天命難違”，愈是強調主觀意誌的作用，甚至達到極端的程度。“誌之所向，金石為開”一語，就是他晚年用來勉勵年輕人的。
雖然知道事不可為，他仍然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頹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記中寫道：“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元年十月初十，第8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