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勞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說：“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曾國藩全集·日記》，鹹豐十年六月廿七，第515頁。]曾國荃被任命為浙江巡撫時，他在信中與之相約道：“吾兄弟報稱之道，仍不外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二年三月廿九，致沅弟，第962頁。]這並非漂亮話，實際上，他一直是這樣做的。雖然身患高血壓、動脈硬化、下肢浮腫、腳軟、疝氣、失眠諸症，更因青光眼、白內障導致一目失明，“難於閱讀”，“不能多見客，不能多說話”，但是他仍然盡職盡責地為大清帝國工作，一點兒也不偷懶。
他的幕僚趙烈文記載的一幕，見證了他督兩江時的辛苦勞瘁：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下午滌師來久談。邇得微恙，神氣殊乏，會客來請主考入闈茶宴儀節，絮絮不已。餘雲，（小事不必親躬），師曰，吾非專此而習久已成風氣，細大不捐，亦無可托之人耳。（趙烈文又勸），師曰，吾以夙死為樂。君言雖切，無以易吾誌矣。[《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七月廿七日。]
他督直隸，“公事較之江督任內多至三倍，……竟日無片刻讀書之暇”。雖然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蠟矣”[《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諭紀澤，第1353頁。]，但是他開足馬力，拚盡老命，一年之中清理積案三萬多件。此外，治河賑災，懲貪獎廉，都多有成效。
（十三）
晚年曾國藩的世界觀，以天命說為本，而風水鬼神報應之說也並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風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風水而得富貴的事實。因為這畢竟是從理學“氣本論”原理推論出來的結論，何況還有他另一次“親身體驗”作為證明。
那是發生在祁門縣的事。安徽祁門清初中過舉人，後來一位江西籍的縣令將縣城改建在山腳下，從此一百多年沒有人中過舉。曾國藩駐軍祁門時，以縣城局促，並無“形勝”，因此拆毀城牆。竣工後，曾國藩寫了四句話：“拆去西北城，歲歲出科名。東南留一節，富貴永不歇。”說來奇怪，此後僅甲子科（1864年）鄉試，祁門縣就考中了三個舉人，丁卯科（1867年）又考中了二人。曾國藩由此更加認為，風水之說絕非無稽之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九月十四。]
因此，曾國荃擔任湖北巡撫，同撚軍交戰屢遭慘敗後，曾國藩推測，這也許是由鄂撫衙門不吉利造成的，敦勸曾國荃移貢院。[《能靜居日記》。]
但更多的時候，他更堅信，正如同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風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換句話說，風水實際上也是天命。好的風水往往都是得自無意之間，上天注定。有意營求，是難於獲得明顯效果的。孔子的“天命說”和朱子的“風水說”被他用這種方式統一了起來。他說：
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係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
他舉例說：
吾新友中，如長塘葛氏阮富後則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
究其原因，他認為是既然有意求富貴，則“皆不免以詐力與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之則不應也”。[《曾國藩全集·日記》，鹹豐九年十二月初十，第445頁。]
所以他後來雖仍未放棄改葬父母的想法，但是已經不再固執於追求富貴功名的念頭，而隻要求葬地能使先人遺體免受水衝蟻齧等禍，使先人之靈魂能安寧適意而已：“人力所能謀，隻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九年正月十三，與諸弟書，第458頁。]“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沅弟（曾國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九年二月初三日，與諸弟書，第462頁。]
對風水說的不以為意，從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體現出來。早年曾國藩雖然說過祖母葬地大吉，萬不可動，但後來終於遷到了大界新安衝，與祖父合葬在一起。[羅紹誌、田樹德：《曾國藩家世》，江西人民出版社，第53頁。]
（十四）
同時，他還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別是同治元年的一次“神秘體驗”，更讓他相信某種程度上的天人感應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他為陣亡的曾國華寫銘旌，忽然聞到一股強烈的檀香味，而詢問身邊人，並無人焚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