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為季弟寫銘旌，自外入室，聞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誠敬。及至寫畢一問，並無焚香者，殊為可異。[《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一，致沅弟，第911頁。]
過了半個月，他在家書中又一次談起此事，認為這證明“神異之不虛”：
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預料九江一軍之必敗，厥後果有三何之變。及昨二十九日寫銘旌時，異香滿室，餘所親見親聞，又覺神異之不盡虛妄也。[《曾國藩全集·家書》，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致沅弟，第917頁。]
因此，晚年他繼續用鬼神說來解釋一些生活現象。他與曾國潢都死了孫子，他認為這是有損陰德的結果：
接沅弟信，知紀渠侄之子元十於六月初四日殤亡，殊為感愴。……念澄弟昔年於骨肉根本之地，盡心盡力，而兩年連殤二孫，殊不可解。聞弟近年好幫官司，好罰人出錢，好送人關班房，豈有損於陰德耶！抑聞侄婦有不敬其姑之處，神示之儆耶！[《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七年六月廿四日，第1525頁。]
他仍然參與一些“迷信”活動。同治六年，江蘇大旱，曾國藩迎神於密室，焚香祈禱，下雨之後，複出，重金還願。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經常登上內宅的上房，向天拜禱。
然而，在做這些事時，他的心態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希望“有求必應”，他不過是祭神如神在，盡其責任而已。晚年的他，以“渾”為用，中國傳統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種說法，皆並存於他的頭腦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羅列庫中，在需要時隨手拈來。因為皈依了“天命”，曾國藩對於“功名富貴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一概歸之於命，不再像以前那樣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時候，他對“迷信”之說已經不再那麼尊重。在許多事情上，晚年的他看來都無可無不可。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正當金陵久攻不下，軍營疫疾流行，曾國葆染病身死時，曾國潢在給他的信中說，曾國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擔心曾國荃的命運，要求曾國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母子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說沅弟明年斷不可打仗親自出隊，話語頗不吉利。九娣婦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諭沅弟來身邊辦事雲雲。弟不深信邪說，想兄亦以謂然。因九娣婦再三苦求，是以附呈。[《曾氏三代家書》，嶽麓書社，2002年，第110頁。]
曾國藩得信，甚為惱火，在信尾親批道：
金陵如何退得？亦無他人可以接手。隻好不親身督隊，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隻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曾氏三代家書》，第6頁。]
鹹豐八年之後，他對風水及其他迷信活動的批評開始增多。鹹豐十年，曾國藩聞聽弟弟曾國潢在家經常做道場後，寫信嚴厲地批評他：
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白玉堂做道場一次，大夫第做道場二次，此外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為習俗所移。以後尚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十年十二月廿四，與澄弟書，第623頁。]
由此可見，到這一時期，曾國藩對風水活動已經以批評為主了。
曾國藩晚年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並約為家訓：
所欲常常告誡諸弟與子侄者，惟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醫藥也，地仙也，僧巫也”。[《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十一年三月初四，與諸弟書，第658頁。]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誌，確乎不可搖奪，實為子孫者所當遵守！[《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十年十二月廿四，致澄弟，第623頁。]
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曾國藩全集·家書》，鹹豐十年十二月廿四，致澄弟，第624頁。]
（十五）
既然相信靈魂暫時不滅，曾國藩對自己未來的葬地，也不能不有所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