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當然，曾國藩最有意義的“笨拙”，還是他的思維方式。正是“紮實徹底”的思維方式，使曾國藩避免了幾千年來“中國式思維”的局限和弱點。
中國式思維尚直覺，重體悟，善類比，卻輕邏輯。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緒常如天馬行空，不循規矩，任意跳躍，因此很容易跳過真理與謬誤之間那小小的一步距離。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對中華民族的命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但這一學說的邏輯推導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覺類比之上。董仲舒說“人副天數”，就是說，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樣的。他的證據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髒；天有四時，而人有四肢；天有晝夜，故人有視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應。因此，上天打雷就是發怒，皇帝就應該趕緊祈禱。[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天副數》，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
他的反對者王充的邏輯同樣一塌糊塗。王充說：天沒有思想，因為天沒有眼睛，沒有嘴——“以天無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無口無目呢？王充說，我們摸不到天，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地，地沒嘴沒眼睛，而人們都說天地是夫婦關係，老婆沒嘴沒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沒有——“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王充：《論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王充和董仲舒是論敵，但是他們的論證方式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邏輯的兒童式思維。
中國式思維的最大弱點是喜歡從整體上、宏觀上把握一切，卻缺乏嚴密細致的推理過程。在這種整體論的思維方式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萬物。總想找到一個竅門，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小蔥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徹底解決一切問題。比如，儒家學說就認為，一個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煉，則處理世間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顯然是非理性的。
顧準曾一再批評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他說：“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係統的步步前進……中國人善於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可是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中國傳統沒有‘邏輯學’……因此，中國沒有精密科學。”[《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而西方思維的最大特別是重視實證、重視邏輯、重視差別。西方人從量化分析事物間的不同之處入手，沿著“現象→差別→差別的擴大→精確量化→創新”的思維路徑前進，因此能發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維，建立起嚴密的學術體係。
曾國藩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式思維不謀而合。曾國藩的思維方式因為其“笨拙踏實”，在中國人中達到了少有的嚴密程度。
曾國藩在鹹豐十年六月廿九的日記中說：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簡要，曰綜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窾，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一席話道盡了曾國藩式思維的秘訣。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從正反兩方麵去看。反複琢磨，細細分析。而“正”“反”這兩個方麵，他也要進行細分，把“正”麵再分兩麵，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負”麵也自有其正反。他把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個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點含混不清之處。這樣分析下去，對這件事物就會觀察得分外透徹。
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
正是通過這種“笨拙”的思維方式，曾國藩能精確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謬誤”之間那一步之距離。他說：
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降等、減少，在這裏是等級的意思），賢有等，或相倍蓰（一倍和五倍，泛指幾倍），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為墨；過於義，其流為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曾國藩全集·書信》，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答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