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世上萬物是千差萬別的，親親與愛民不同，仁民與愛物有別，親疏有差，賢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區分而去妄加施舍，就會過於仁，這樣會導致墨家偏執的兼愛之弊；如果不加以區分而統統厭惡，就會過於義，則會導致楊朱極端“貴生”“重己”之弊。
中國人重綜合而輕分析。曾國藩卻通過紮實徹底的思維實踐，發現了分析“差別”的重要性。他說：“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研乎至殊之分，無以調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說，如果不精心研究萬物之間的細微差別，就不會得出差別背後的統一規律。這段話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分量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
曾國藩認為，自古以來，認識就有精有粗，行動就有實與不實，這恰恰是聖凡、大小之間的區別。所以他說，好的人才應該“多條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說，多一些邏輯性，少一些不著邊際的誇誇其談。
曾國藩說，自己“天分……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曾國藩一生經曆千難萬險，處理過無數大事，大體都很得當。其過人之處就是不怕費心費力，對事物進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對事物進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礎上，再找出要害，把握關鍵。每次處理完了之後，還要總結經驗教訓，為下一次做參考。曾國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笨拙之上，這樣的絞盡腦汁、殫精竭慮之上的。
確實，“笨”到極致就是“聰明”，“拙”到極點就成了“巧”。功能強大的計算機，不就是建立在最簡單的隻有“1”“0”兩個數字的二進製基礎之上的嗎？曾國藩並不比別人聰明，我們大部分今人也並不比他更笨。他隻是比別人更吃苦，更紮實，更無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腦。“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體會。
（三）
中國知識分子的缺點一個是太容易下結論，另一個太容易聽信別人的結論。曾國藩卻不是這樣。因為“笨”，曾國藩在一切知識麵前都十分謙虛，不敢稍有成見，不敢戴有色眼鏡去讀書。因為“笨”，曾國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別人的腦子，每本書都要認認真真、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所以他一生視野廣闊，無書不讀，無學不窺。
理學家多有學術潔癖。他們多以諸子之學為邪僻之說，不屑一顧。比如，曾國藩的好朋友羅澤南就堅決排斥佛老及諸子之學，認為管晏之學“卑陋”，楊墨之學“淫邪”，都不利於世道人心，必滅之而後快。
曾國藩卻是一個雜家。他一生於書無所不讀，尤好諸子之書，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簡約博大，莊子的心靈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給了他極大的啟發。他推崇諸子皆豪傑之士，去孔子並不甚遠。“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除了傳統士大夫致力的經史，曾國藩對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牘之文”也很感興趣。在曾國藩眼裏，無處不是學問。因為懷抱經天緯地之誌向，所以他的眼光極為開闊。所謂“案牘之文”，也就是曆代“文件彙編”，內容當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國藩認為這其中包含著大量的政治智慧，有誌於拯救中國社會，這樣的文章不可不讀。
曾國藩愛看地圖，研究地理。《曾國藩年譜》中說曾國藩在工部任侍郎時，“尤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鉤校不倦，於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範圍極廣，認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這是他與當時諸多理學之士的明顯不同之處。
可以說，除了佛家外，曾國藩對他所能接觸到的所有書籍都有涉獵研究。事實上，對於佛家，他也並非沒有興趣。他曾經多次向趙烈文討教佛理，隻是因為兵火連天之中靜不下心，沒有深入下去。
除了書本之外，曾國藩還從自身生長的環境中汲取了大量知識。曾國藩雖然是三榜進士出身，卻終生對他那個沒讀過書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書中經常引用祖父的話來教育子弟。這位終生沒有出過湘鄉縣的鄉下老人確實也有一些來自泥土的不凡見解。他勸弟弟曾國荃在官場上不可逞一時之快時說：“星岡公教人常言：‘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又雲：‘怕臨老打掃腳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後，再行轟轟烈烈做去。至囑至囑。”曾國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別是功成之後，能迅速解散湘軍，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憂，就與祖父這種凡事要有長遠打算的教導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