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因為“笨拙”，所以曾國藩是平實的，謙虛的。曾國藩說：“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隨便評譏古人的輕薄之人。他這樣對兒子曾紀澤說：
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於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
但同時，又是因為“笨拙”，凡事習慣親身實踐，這又使他有資本放言高論，直率地批評古人。
通過大量的實踐，他發現，迷信古書的結果常常是錯誤的：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征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他舉例說，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書，大多是騙人的。
以書生從戎之始，曾國藩對中國曆代傳下來的兵書戰策十分推崇，曾經苦讀惡補。然而，隨著實戰經驗越來越多，他發現這些古書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騙人東西。
他在給尹耕耘的信中說：
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者皆極拙極鈍之事，“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複爾爾。
他懷疑《史記》中一些戰例的真實性：
儒者紀兵事，以遷為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為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濰，國藩頗疑其並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尚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尚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跡相合者蓋寡矣。
因此他告訴別人，讀《史記》、《漢書》，不可太拘泥當真：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一天，曾國藩與幕僚、將領談論“軍中陣法”，發現“雖同見同聞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憑信”，遂悟出史書記載為什麼不可信：“古來史傳之不足憑信，亦如是矣。”
他認為，司馬遷所載尚不足憑，則《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記載的戰爭，更是文人之見，不足為信：
《二十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物，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仆於《通鑒》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
湘軍平江營中有個名叫吳士邁的營官，摘錄《二十三史》中有關戰爭的記載，編輯成冊，打算以此作為治軍的根據。曾國藩知道後，立即致函該軍統領李元度：“軍事是板質實之事”，“若以編輯《二十三史》成書，為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還有一個名叫吳希顏的謀士，建議曾國藩“以古兵書考核將才，分派正副文武營官”。曾國藩認為“皆書生之見”，並在批複中指出：
讀書之與用兵，判然兩途。古來名將如前漢之韓信、曹參，後漢之皇甫嵩、朱儁，未聞其著書。近世戚繼光能著書，而戰功又甚平平。孫武之不能自踐其言，則老蘇已譏之矣。
表麵上看，這似乎與曾氏謙謹為人的風格衝突，實際上，他敢於如此放言高論，實在是因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們遠。
（六）
理學的正麵意義在於它會賦予人以麵對這個艱難的世界必須具有的剛毅、清潔、堅決、徹底。同時，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舊、固執、清刻、荒陋、脫離實際。
因為“笨拙”，腳踏實地，所以曾國藩一方麵獲得了理學修養的巨大益處，另一方麵卻避免了許多理學家的毛病。曾國藩曾這樣直言不諱地批評那些在生活中隻知高談闊論，於實際毫無補益的理學人士：“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正因為自己心懷恕道，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才能對殺人理學做出這樣入木三分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