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利用理學卻不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學先生，“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有一次，他的親信幕僚對這些人有不敬之詞，他便直言不諱地告誡他：[《曾國藩全集·書信》，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複郭嵩燾，第6073頁。]
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獵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眥之怨可比，殺身赤族之禍，伏於是矣。盍戢諸！[徐珂：《曾文正幕府人才》，《清稗類鈔》第三冊。]
理學家往往是保守主義者，但“實事求是”的實踐精神，卻給了曾國藩突破藩籬、否定古人、開辟新知的勇氣。
曾國藩說，研究治國之術，應該以“本朝為主，而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所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治道》。]
正是因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於以“自我更之”“自我創之”的態度變通其中的“襲誤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為洋務運動的創始人。在近代中國，推動西學的幾件大事都與曾氏有密切關係：創辦安慶軍械所和江南製造總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機器局添設翻譯局、《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出版，他都是主要決策人。
西學初入中國之際，一般士大夫視如仇敵。以他的好朋友倭仁為首的“理學家”更是仇洋的中堅。曾國藩卻坦率地指出倭仁“才薄識短”[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八年五月廿八。]。在理學大家中，隻有曾國藩能以明智的態度認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因為他看洋人，同樣不戴有色眼鏡。當時的士大夫多認為外國人是凶蠻詐狠的蠻夷，因此對他們不必講誠信，隻需講“羈縻”。曾國藩卻主張要真誠地對待外國人。因為外國人也是人，有著與中國人一樣的心理結構。適用於中國人的信條，一定也適於外國人。他說：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隻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理學家們在中國禮儀之爭中態度尤其激烈，他們無論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國的虛驕自大，堅決要求外國人見皇上必須三跪九叩，為此不惜一戰。曾國藩卻主張與外國平等相處，在對外關係上，他就主張舍去虛儀，重視實利：“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也。”這個見解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之下實在是高明之至，在今天仍然有其實際功效。
錢穆的話說得很中肯：
（曾國藩）雖極推唐鏡海諸人，而能兼采當時漢學家、古文家之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為傳道、翼道之辯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戡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宏博實，有清二百餘年，固亦少見其匹也。
（七）
與眾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國藩的渾厚、開闊、無所不包。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他在廣大神秘的世界麵前是謙卑的、老實的，他不預設什麼，也不禁止什麼，更不妄斷什麼，隻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並提煉智慧，善於從他所接觸的一切精神資源中探尋有用的東西。他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是相互衝突，而是相互滋養。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業。
用郭嵩燾的話來解釋曾國藩的成功是最恰當的。郭嵩燾在日記中說，有一個朋友問他，為什麼湖南這麼出人才。他回答說：“楚人隻帶三分蠢氣，蓋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朋友聽後十分同意，說：“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幹，是以有字顛、畫迂、詩癡，浮光掠影，終不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