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他們往往將那些非本教派的人，一概當作異己，當作敵人，當作他們理想之路上的絆腳石。他們對“絆腳石”充滿仇恨，在他們看來，“絆腳石”的存在就是一種傷害，即使它並沒有主動攻擊自己。如此一來，再有悖人性的恐怖活動都可以理所當然的在無辜者身上發生。他們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為了信仰不惜代價，要將敵人斬盡殺絕。
而相比其他類型恐怖主義者心目中的“敵人”，他們的“敵人”，範圍更廣，數量更多。這注定了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者會比其他類型的恐怖主義者更加血腥。
宗教極端恐怖活動，是19世紀前世界上最嚴重的恐怖活動，隻是古代的人或許不會為其冠上“恐怖主義”的名字罷了。
19世紀以後，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在一些地區愈演愈烈，但是，在這一時期，民族主義和其他新興類型的恐怖活動也格外囂張，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相比之下，曆史悠久的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反倒顯得“不起眼”了，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們忽視。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讓世界各國身心俱疲，二戰結束後世界又緊接著陷入冷戰時期，宗教問題被抑製起來。不過，隨著冷戰的結束，很多地區繼而又出現了假借宗教之名的邪教組織，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活動也借此複蘇，開始在部分地區泛濫。
90年代末，俄羅斯的邪教組織一下子增長到70多個，在精神上控製了數十萬俄羅斯人口，其中大部分邪教信徒都是年輕人。一般說來，信仰和受教育程度無關，這些信徒中有不少還有高等教育背景。在當地邪教發展得最為猖狂時，就連政府機關中也滲透進邪教勢力，真可謂無孔不入。2006年6月，莫斯科警方抓獲了一名邪教頭目，這名教主居然是俄羅斯小有名氣的科學家，自然科學院院士。
邪教的活動大多非常隱蔽，而在崇尚信仰絕對自由的西方國家，人們通常稱邪教為“破壞性的膜拜團體”。邪教的具體數目雖然很難考證，但他們卻擁有相似的特征，比如很多邪教都宣揚末日觀念，聲稱世界末日即將來臨，隻有信奉自己的人，才可以得救。
很多邪教教義都喜歡赤裸裸地宣揚自殺和殺人，有濃重的暴力色彩。幾乎每個擁有一定規模的邪教都非常擅長為成員洗腦，久而久之，教徒們就心甘情願為教派奉獻，甚至於犧牲性命。教主說出來的話，無論多麼荒謬，也會被教徒奉為經典，被教徒們當成絕對真理。在教徒看來，教主就是神的代言人，隻要教主一聲令下，他們既可以毫不猶豫地了斷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不動聲色地奪走他人的性命。
正規的宗教往往具有悲天憫人的一麵，教義也多滲透著慈悲的意味，借助它們發展恐怖主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邪教就不同了，不少邪教直接表明自己信奉的是魔鬼，其信徒也以邪惡為榮，不僅好屠戮生命，還喜歡用殘酷的手段殺人，危害尤其嚴重。
邪教發展迅速，危害嚴重，為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的滋長提供了豐厚的營養。於是，在世界範圍內，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的發展又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1968年前，世界上最主要的11個恐怖組織中沒有一個是宗教極端型的，而在數十年後，截止至2001年，有數據顯示，全世界50多個最主要的恐怖組織中，宗教極端型的就幾乎占了1/5。
一些恐怖組織，如“愛爾蘭共和軍”、“亞美尼亞秘密解放軍”、“泰米爾猛虎解放組織”雖然不是宗教極端型恐怖組織，卻也從這類恐怖組織中得到“靈感”，汲取經驗，多少沾染上宗教的色彩。從這個角度看，宗教極端型恐怖組織的陣營又擴大了不少。
宗教極端恐怖主義者大多集中在美國、日本、俄羅斯、中東、印度、北非等地，他們和宗教的結合越緊密，製造的恐怖活動就越殘忍、危害越大。在阿爾及利亞，僅1992年-1997年這5年間，被宗教極端恐怖主義者打死打傷的就有7萬多人。1984年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死在了錫克教極端恐怖主義者手裏，這些恐怖主義者還在他們的聖地大金廟囤積了大量軍火，以備不時之需。
1994年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在鬆本市一幢公寓中施放毒氣，造成該公寓100米範圍內的所有生命全部死亡，200多人被送進醫院。1995年3月，奧姆真理教又在上班高峰期，在東京地鐵站施放沙林毒氣，致使12人死亡，5000多人受傷，東京地鐵刹那間慘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