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來，自我也是不斷變化的過程。因為隨著一個人能力的提高，並在某方麵做出一些成績，他更有力量去把控這個現實。在這種情況下，本我所追求的快樂有所抬頭，而超我對個人的約束則可能加強，自我在本我和超我的調和中形成新的自我。
東野圭吾從工程師到推理小說作家的轉變可被視為自我的更新，意味著所追求的快樂以現實能夠接受的方式實現，而同時無損於道德原則。比如東野圭吾轉換職業後實現了自由和快樂，潛力得到了極大的發揮，深藏內心的自我實現的願望逐漸實現，而又沒有因此而失業成為家庭和社會的累贅，也並沒有因此去寫一些媚俗的無益於他人的作品，從而有違社會道德的要求。
自我的更新，無疑是東野圭吾的一次新生。弗洛伊德把人格分為無意識、潛意識和意識，無意識、潛意識和意識共同構成一座巨大的冰山，而意識隻是冰山一角，絕大部分都是淹沒在海水裏的潛意識和無意識。
東野圭吾的寫作固然有愛好的一麵，但是他從前一個自我走向另一個自我，在潛意識和無意識中又隱藏著怎樣的“執念”呢？我想正是從小到大的那一股執念讓他最終還是走向了寫作推理小說的道路。比如小時候對高智商犯罪的欣賞，對推理小說和科學的熱愛，對創作（當初是想創作電影）的追求，最終讓他找到了一條在現實中能夠實現潛意識和無意識的道路。
東野圭吾的成功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也密不可分，那麼不妨從社會學習理論的角度分析一下東野圭吾的成功因素。
所謂社會學習理論，心理學家班杜拉認為是個人的認知、行為與環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以往的學習理論家不同，班杜拉強調了社會變量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我們常說時勢造英雄，從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作用來看，這句話倒是一點也不錯。
東野圭吾選擇推理小說並能夠在推理小說方麵取得成功，與日本的社會環境尤其是文學環境密不可分。
在我國的文化語境中，文學帶著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文以載道曲終奏雅的傳統。俗文學相較於嚴肅文學處於弱勢地位，而在俗文學之中，武俠小說占據了半壁江山。雖有三俠五義的公案小說，比如《包公案》《狄公案》《彭公案》，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俠義的成分。此外，國人喜歡意會的思維特點並不適合西方這種邏輯嚴密的推理小說，推理小說在我國並沒有占據重要位置，一直處於俗文學的邊緣，從沒聽說過誰的暢銷書是推理小說的，反而是武俠和言情小說較為流行，比如從才子佳人小說到鴛鴦蝴蝶派，比如古龍、金庸等人的武俠小說長盛不衰，比如瓊瑤的言情小說尤其是據此改編的影視作品從台灣一直風靡大陸。
再看我國的文學獎項，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冰心文學獎、老舍文學獎，艾青詩歌獎、徐誌摩詩歌獎等等，純文學的獎項占盡風光。而文學獎項的舉辦者都是官方，官方掌握著話語權，那麼在文學的審美上則自然會偏重那些文以載道的作品。我國的文學界，俗文學隻是處於邊緣地位，更別說推理小說了。
而日本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從1689年開始發展，以中國公案小說為摹本，後又受到西方偵探推理小說的影響。1920年森下雨村、橫溝正史創辦了第一份偵探小說雜誌《新青年》。橫溝正史與江戶川亂步兩人也開創了日後被稱作“變格派”和“本格派”的兩大偵探小說流派。二戰後50年代以鬆本清張為代表的一批“社會派”推理作家的崛起為開端，日本偵探推理小說進入了與現實緊密結合的時代，其社會意義與思想性得到了空前提升，同時作品中所展示的案情的複雜程度與破解時對邏輯思維能力的成熟使用也使得這個時代的偵探推理小說更趨成熟，後又發展出新本格派。日本“推理小說”發展到現在，優秀作品迭出，優秀作家眾多，此外唯美派文學大師穀崎潤一郎、現實主義作家芥川龍之介等也相繼發表了帶有偵探小說色彩的作品。
日本的文學獎項中分量比較重的一項是芥川龍之介獎，屬於純文學的獎項。與此相對應的是直木獎，代表大眾文學，主要針對推理小說。此外江戶川亂步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日本推理文學大獎、日本推理文學大獎新人獎、本格推理小說大獎、橫溝正史推理大獎、日本偵探作家俱樂部獎、大眾讀物推理小說新人獎、小說推理新人獎、小說現代推理新人獎、三得利推理大獎、日本推理驚險文學大獎、魚占川哲也獎、鬆本清張獎、小說現代新人獎、新潮推理俱樂部獎、創元推理短篇獎等等眾多獎項都與推理小說相關，或者就是直接為推理小說設置的獎項。這些獎項可謂為推理小說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如果你是一粒種子，那麼紮根於貧瘠的山岩還是肥沃的土地，最後結出的果實自然會有所不同。
東野圭吾為什麼寫推理小說，而不寫言情或武俠，這與日本的文學文化或者說文學環境密切相關，如果東野圭吾生長在我國，還能否成為推理小說家，這實在是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