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野圭吾參加工作之後，倍感工作的枯燥乏味，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每天從早到晚都要像機器似的幹個不停，和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的表演一模一樣。”一種異化的感覺油然而生，人不再是人，而是機器。
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的東野圭吾不僅得不到心情的愉悅，也無法發揮出自己的潛力。他說：“進入公司已經第二年了，說起個中甘苦，真是一言難盡，反正圭吾每天多少都會犯點兒錯誤。我雖然在研究部門，但是卻沒有任何研究成果。我認為自己不是幹這個的料，所以開始考慮轉行。我甚至想過通過函授教育取得教師資格證，以後當個老師，可是考慮再三，我覺得教書根本不是我想從事的職業。”
東野圭吾工作一年後，就進入了職業倦怠期，為了使異化的身軀得到複蘇，為了舒展自己的天性，成為自由快樂的人，他有了轉行的念頭。
思想的轉變影響著行動的轉變，東野圭吾一方麵在工作，但另一方麵注意力早已轉向他處，開始了潛意識的尋覓。世界之大，哪裏才是我棲身的地方。
《東野圭吾的最後致意》提到：“有一天，圭吾在書店拿起亂步獎獲獎作品《原子爐殺人事件》[作者長井彬（1924-2002）憑借該書於一九八一年獲得第二十七屆亂步獎]，無意中看到書後的亂步獎評選及投稿事項，這才明白大家是看到這個才去投稿的。我早就知道亂步獎，但卻完全不懂要如何參賽。《小說現代》上經常登載亂步獎投稿方法，不過當時我從不看這類雜誌。”
這次偶遇，與其說是命運的偶然，不如說是東野圭吾的潛意識引導了他的方向。
人生的改變也許就在那一次不經意的轉折，從此，你麵對的人生不再是風和日麗而是烏雲滾滾，或者從此你麵對的人生不再是風雨淒淒而是柳暗花明。
因為一次偶然，東野圭吾開啟了他的創作人生。正所謂偶然之中蘊含著必然，必然又推動著他不懈前行。
經過連續三年的寫作，東野圭吾終於摘得亂步獎的桂冠。《放學後》成為他的成名作。
江戶川亂步獎主要作為本格派推理小說的陣地，自然在獲獎作品的選擇上對本格派推理小說更為傾向，因此《放學後》這部小說理所當然帶有明顯的本格派推理的特點，注重邏輯，推理嚴密。
小說的推理圍繞著密室殺人案件展開，設置了種種謎團，各個解開密室之謎的答案都有矛盾之處，密室之謎如同一道難解的數學題，擺在讀者的麵前，給讀者設置了一個智力遊戲。隨著線索不斷地被發掘，真相才漸漸浮出水麵。這個解謎的過程占了全書的大部分章節，推理的特征顯而易見。
通俗小說之所以沒有在我國成為主流，就與它的娛樂性或休閑性密不可分。推理小說作為通俗小說自然也免不了這種特征，它的娛樂和消遣特征表現為給讀者展示了一個迷人的智力遊戲，這個智力遊戲往往圍繞著犯罪展開，揭示出犯罪的真相，找出真凶，也就意味著智力遊戲的結束。此外並沒有什麼更深的意義。
因為社會派推理小說的興起可謂是對本格派推理小說的調劑和補充，同時也可看做是本格派推理的升華。因此社會派推理小說不僅關注犯罪，而且更關注犯罪的動機，引出更深層的社會原因，從而引起讀者深深的思考。
《放學後》這部小說在展示本格派推理本色的同時，還隱射著社會派的影子。當然作家的經曆和個性都不同，關注點也自然不同，表現方式也有所不同。東野圭吾的小說中社會派特征帶有他個人的鮮明個性，展示了東野圭吾的思考。
在這部小說中，初步透露了東野圭吾對人性關懷的寫作傾向，對人尤其是害人者的尊嚴的同情和理解。
讀這部小說，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女生受到侵犯的極度痛苦，尤其是那個被老師偷窺到自慰而產生視覺強奸之感的女生。讀者也可以感受到女生捍衛尊嚴的強大決心和不惜一切的勇猛之力。
女生的這種感覺避免不了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在西方傳統文化裏，手淫通常被認為是一種不潔的行為。無論是猶太教還是基督教傳統，都把手淫看作是一種罪惡，應該被強烈譴責和禁止。在日本的文化中，自慰雖然沒有上升到罪惡的高度，但女生自慰也是一件見不得人的事，如果女生手淫不巧被人看到，即使看到者能夠淡然處之，被看到者也不會輕易釋然。
在那個女生的心中，隱私被暴露，形象被摧毀，她甚至認為老師再次看到她的時候目光中都隱藏著猥褻之光，這使她飽受著心理的折磨，甚至用自殺來擺脫這種痛苦。
從她的角度來看，偷窺的人則是無形的殺人犯，殺害了她的尊嚴。她必須將那兩個人殺死奪回自己的尊嚴，她才能繼續活下去。動機因人而異，對於她而言，尊嚴重於生命，在這種動機下殺人完全可以理解。
而當小說中的“我”知道這種動機之後，也選擇了隱瞞真相，對女學生表示了相當的理解和同情。讀到這裏，由於是第一人稱敘述，讀者也會不自覺的代入其中，以“我”的視角看問題，對女生表示理解和同情。
但是生命權是人類最為寶貴的權利，誰能說我們能夠任意處置他人寶貴的生命？誰能說我們不應該敬畏生命？兩位老師的偷窺是否就十惡不赦，罪不容誅，非死不可呢？難道就沒有那女生過於敏感、心理作祟的問題嗎？正如“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難道就沒有文化因素施加給自慰以罪惡的問題嗎？女生的尊嚴應當維護，而老師的生命也應該尊重，這的確是個兩難問題。
女生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東野圭吾未必完全讚同。小說中“我”隱瞞了真相最後卻給自己引來殺身之禍，給了妻子及其情人可乘之機。“我”的死，警方也許會將這個案件和校園案件聯係起來，而實際並沒有聯係，由此造成錯案，“我”最後冤死，“我”本來並不用死反而最終死了。
這在主題上的確反映了作者的矛盾，一方麵是人的尊嚴，另一方麵是人的生命，兩者都非常重要，但是在這裏兩者又是矛盾的，東野圭吾心中是偏向於人的尊嚴，但實際上卻也不能否認生命的重要性，由此造成這個結局。
這個結局也頗具特色，實現了戲劇性的突轉。因為從開篇到篇中的凶殺事件總讓人感覺是針對“我”而來，最後揭曉謎底才知道，校園的凶殺案件的對象並不是“我”，“我”隻不過是一個要被謀殺的幌子，“我”一下放鬆了警惕。但最終卻出乎意料，原來真的有人謀殺“我”。凶手不是“我”一直提防的校園中人，而是就在我身邊的妻子和她的情人——超市老板。實在是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妻子的表現在前文有了多處鋪墊，當妻子懷孕之後想把孩子生下來，“我”卻堅決讓妻子打掉了，由此妻子傷心了很長一段時間。當妻子開始在超市上班之後，氣色好了很多，而且向來樸素的妻子添置了不少洋裝和飾品。當“我”因謀殺案不斷發生而精神緊張，而決定盡量不獨自行動，妻子的表現卻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來以為她會情緒更亂，但，裕美子看起來頗冷靜，而且，似在沉思什麼的默默無語，空洞的視線盯視著自己手掌。”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
這個結局不僅實現了戲劇性的突轉，也蘊含著副主題，那就是夫妻之間的關係。從小說中，“我”是家庭的頂梁柱，是裁決者，妻子懷孕即使非常想生下來，也迫於“我”的反對而墮胎。夫妻的地位並不平等，妻子隻是丈夫的附庸者。即使妻子去超市工作，“我”也說不是為了掙錢，不過是為了排解一下妻子鬱悶的心情。而當初選擇這個妻子的時候，也多少因為妻子樸素事少，是一個很好的陪伴者和聆聽者，並不是因為愛情。妻子的形象符合日本女性溫婉柔弱的特征，實現了男性尊嚴的滿足。但妻子畢竟也是一個獨立的個人，具有獨立的人格，有自己的思想，並不是單純的附庸和玩偶，因此在表麵的夫妻關係的和諧之下，隱藏著緊張，最後以妻子謀殺親夫做結。
怎樣的夫妻關係才是和諧美滿的關係，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思考嗎？
總而言之，這部小說以本格派推理為主，又表現出社會派推理的傾向，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東野圭吾走上社會派推理道路的端倪。
這部小說中師生關係和夫妻關係的暴露與結局的巧妙設計密不可分，不由讓人想起歐·亨利的小說結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這種結局特色在東野圭吾今後的小說中還不時有所體現，比如《宿命》中兩個宿敵竟然是親兄弟。
提到結局，那麼就不能不提提開篇，開篇能否吸引人將決定讀者是否能讀下去，正所謂一個好的開始往往是成功的一半。戴維·洛奇在《小說的藝術》一文中談到:“小說的第一句(或第一段、第一頁)是設置在我們居住的世界與小說家想象出來的世界之間的一道門檻。因此，小說的開局應當如俗語所說‘把我們拉進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