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東野圭吾27歲，年紀輕輕的他就獲得了眾人矚目的江戶川亂步獎。江戶川亂步獎是日本推理小說的最高榮譽，獲獎者一下子名聲大振。獲獎之後，很多記者蜂擁著找東野圭吾。獲獎作品《放學後》也得以出版，並成功銷售十萬餘本。江戶川亂步獎的獎金是10000萬日元，折算成人民幣約有70萬元，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那時的東野圭吾可謂名利雙收。
東野圭吾成了公司上下皆知的名人，他的創作也從地下轉入地麵，這也給他的工作帶了一些影響。
當你得了大獎，體驗到巨大的成功的時候，可能很多人都會選擇辭職從而成為一名職業作家或自由職業者。
自由職業者要求具備更強的自製力和堅韌性。東野圭吾顯然是具備這些特點的，他能夠每晚不停地堅持寫作，而且還能接受挫折，不斷實現自我超越。這時的東野圭吾意氣風發，他眼中的世界是一片光明，前程似錦。但是東野圭吾沒有被一時的成功衝昏頭腦，並沒有馬上辭職。辭職是有一定風險的，辭職意味著失去穩定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自由職業者的收入隻能依靠作品帶來的收益，如果下一部作品不能如願出版，那麼就意味著他的收入就會受到影響。如果長此以往，他的生活也會受到影響。
東野圭吾畢竟是一名現實主義者，從他當初寫小說的目的就可以看出。《東野圭吾的最後致意》說道：“寫小說不花錢，而且可以邊工作邊創作。如果能得獎的話，說不定會有大筆稿費進賬。另外，成為小說家就可以回大阪了，說不定還能買得起房子。總之，這麼做有百利而無一害。所以，沒理由不當小說家！”
每個人當小說家或作家的動因不同，比如魯迅經曆了家族的沒落，人情的冷暖，看到了民族的愚昧和悲哀，於是他以筆為矛，來救治愚昧的國民，喚醒大眾麻木的心靈。每個人的處境不同自然動因也不同，當處境發生變化時，動因也會隨之發生變化。這裏應該說很好地體現了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道理。當東野圭吾還沒有錢的時候，想到當作家可以掙錢的也無可厚非，但是這個出發點也決定了他今後創作的方向是暢銷書，他所做的努力和嚐試都圍繞著小說要能暢銷而展開，因為暢銷書掙錢多。當然暢銷和作品質量的提高並不矛盾。
1986年，獲獎半年多之後，東野圭吾終究辭掉了工作。從1981年入職公司，已經工作了5個年頭，對於工作內容不滿且找到出路的東野圭吾，最終選擇辭職另辟新路也許是內心最自然的想法。
辭職後，東野圭吾來到東京謀生，剛開始自然並不順利，各種現實問題接踵而至，比如讓人頭疼的高價房租，這些都是他沒有預料到的。東野圭吾說，“本以為《放學後》的版稅足夠支持五年的花銷，但是現在一看，我心裏也沒底了。”
安頓下來之後，講談社領導請他吃飯。“飯桌上，講談社眾人神情複雜。後來問起來，他們覺得我‘輕率辭掉工作來到東京實在太魯莽了’，大概是因為見多了這種貿然行事最後一敗塗地的作家吧。而圭吾卻毫不在意，就算不能靠寫作吃飯，我這麼年輕，還有其他出路，怎麼也不會餓死。”（《東野圭吾的最後致意》）
我們不得不佩服東野圭吾的自信、勇氣以及樂觀。這種品質使他在寫作的道路上能夠屢敗屢戰。反觀今天我國的很多年輕人在求職和工作中就缺少一種重要的品質，那就是抗挫力，很多人都是“草莓族”，外表光鮮，一碰就爛，實在應該向東野圭吾學習。
東野圭吾的抉擇實際早有伏筆，當初他覺得不適合做研究，當老師也不願意。如果說職場新人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那麼工作了5年，他並沒有做淺嚐輒止的跳蚤，還是決定辭職的話，那麼真的說明這個工作並不適合他。
既然有新的出路，辭職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人在自己不喜歡的工作崗位即使幹一輩子，也很難做出什麼成績來，最終碌碌無為。如果條件允許，誰不想找自己喜歡的工作呢？
既然選擇了遠方，便隻顧風雨兼程。對於剛出道的東野圭吾來說，隻憑著江戶川亂步獎的名頭不會堅持多久，必須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也就說找到自己的獨特風格。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漫長的。剛開始的十年，東野圭吾的寫作道路並不順利，這十年可被稱為東野圭吾探索的十年。
讓我們看看東野圭吾的小說在那幾年的遭遇。
1987年的《大學城殺人事件》先後入圍吉川英治文學新人獎和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隨後又接連落選。
1988《魔球》、《以眨眼幹杯》、《浪花少年偵探團》，其中《魔球》受到廣泛好評，並入選年度十大推理小說。
1990《鳥人計劃》雖入圍吉川英治文學新人獎。
1991《天使之耳》入圍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短篇小說部門，不過最後還是落選了。
1995《天空之蜂》（入圍第17屆吉川英治文學新人獎）。
“他的作品每年都被列入日本權威的吉川英治獎(日本大眾文學領域的重要獎項)和直木獎(更關注新作家的獎項，是文學青年的進階之獎)候選名單，但又每一次都在最後時刻落選。可憐的東野圭吾在吉川英治獎裏當了5回候補，在直木獎裏當了6回候補，還在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裏跑了4回龍套。其間隻有1999年，以《秘密》獲得了一次推理作家協會獎，其他都是與大獎擦肩而過。”（《日本文壇怪傑東野圭吾:從工程師到推理小說之王》）
“或許是出道作《放學後》帶給文壇“青春校園推理能手”的印象過為深刻，東野圭吾本人雖然一直想要剝下這樣的標簽，過程卻並不太順利。書評家們往往不是很關心他在寫作上的新挑戰。這也難怪，在東野出道後兩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以綾辻行人等年輕作家為首，提倡複古新說推理小說的“新本格派”盛大興起。從文風與題材選擇看來，東野圭吾作品的用字簡單，謎題不求華麗炫目，內容既不夠社會派又不像新本格，自然不會是書評家們熱心關注的對象。
“就這樣出道十餘年，雖然作品一再入圍文學獎項，卻總是沒能夠拿到大獎；多少有機會再版，卻總是無法收得大暢銷；傾注全力的自信作，卻連在雜誌的書評欄都占不到個像樣的位置。
“所以我才會說，東野圭吾是個不幸的作家。說真話這何止隻是不幸，實在是坎坷，簡直像是不當的拷問。”（《由不屈的堅持所淬煉出的奇跡》文／林依俐《挑戰者月刊》總編輯）
從這篇文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東野圭吾不太順利的原因，大致可以歸為兩方麵。一方麵從外在條件看，在東野圭吾出道後兩年，也就是1987年，以綾辻行人等年輕作家為首，提倡複古新說推理小說的“新本格派”盛大興起。如果東野圭吾搭不上這趟快車，那麼邁向成功的道路還要走一段。實際上他也並沒有搭上“新本格派”的快車。另一方麵而從東野圭吾的自身情況來看，從文風與題材選擇看來，他的作品用字簡單，謎題不求華麗炫目，內容既不夠社會派又不像新本格，或者說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還在不斷探索之中，以至於文壇上對東野圭吾的認識還停留在“青春校園推理能手”的階段。
在這裏順便介紹一下日本推理小說的發展和派別。
日本推理小說起源於我國的公案小說，日本作家井原西鶴在1689年模仿我國公案小說，寫了一部《本朝櫻陰比事》，可看作第一部推理小說，隻不過當時的推理小說不叫推理小說而叫偵探小說。
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興起學習西方的運動，受歐美偵探小說的影響，黑岩淚香編譯了西方的《法庭的美人》等30多部外國偵探小說，為日本偵探小說的發展提供了借鑒。日本的推理小說在前期主要受我國公案小說的影響，而後期則受西方偵探小說影響很大。
我國的公案小說並沒有發展壯大，沒有在通俗小說中成為一大旗幟，而是寥若晨星。但在日本，推理小說的境遇與在我國的冷遇相比，則出現另一幅欣欣向榮的畫麵。在受到西方偵探小說的影響下，經過“日本推理之父”江戶川亂步的努力之後，推理小說在日本不斷發展，並經過一批優秀作家的開拓，最終形成蔚為壯觀的局麵，湧現出本格派、社會派、變格派、冷硬派等各種派別。
本格派，本格代表正統的意思。由於推理小說以推理為主，因此本格派推理小說被稱為正統的推理小說，極其注重邏輯推理，代表著小說的科學性和邏輯性，比較注重解謎的過程，因此小說免不了缺少現實意義。小說的重點在層層的推理，通過推理帶著讀者來發現真相，滿足讀者的好奇心。
與本格派推理小說同時，為了給讀者另一種審美感覺，變格出現了，變格中的推理依舊是小說的核心，隻不過是為了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在事件的設置上走了另一條道路。如果說本格推理小說中的案件還是基於現實，可以從現實中找到真實的案例，那麼變格推理小說則走上超現實的路子，增加了離奇怪誕的特征，手法誇張，顯得詭異。比如橫溝正史的《本陣殺人事件》，一對男女在新婚之夜卻傳來恐怖的琴聲，兩夫妻慘死屋中，現場隻留下三根指頭的指紋。故事氛圍顯得異常恐怖，為破解這一近乎完美的“密室殺人案”，名偵探金田一耕助受托來到，抽絲剝繭般一層層推理出了這個離奇恐怖案件的真相。小說依舊注重推理，但是增加了恐怖神秘的色彩。
除了本格和變格之外，最大的流派是社會派。“本格時代持續了十幾年，缺點也越來越顯露。太過浪漫主義導致缺乏真實性，太講究邏輯性導致人物臉譜化和動機單一化，加上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的種種弊端也暴露無遺，失望於現實社會腐朽的讀者也開始失望於本格推理的虛幻。”（《日本推理小說:派別並立內容多樣》）比如鬆本清張的《點和線》，大致內容是香椎海灘驚現一對男女屍體。警方判定兩人死於殉情，但刑警鳥飼重太郎和三原紀一卻從這起貌似尋常的殉情案件中，嗅出重重疑點。“作品以火車時刻表為推理的關鍵,以揭露政界與財界相互勾結,營私舞弊為主線,將題材設定為公司貪汙案引發的殺人案。犯罪的根源不完全是恩怨、謀財,而是某種社會陰謀。與我國目前很多反貪汙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很受大眾歡迎。”（《鬆本清張和他的＜點和線＞》）
社會派推理小說注重與現實的關係，具有本格推理小說沒有的現實意義，在思想上顯示了對現實黑暗麵的揭示和批判，與純文學的距離拉近了很多。
“70年代初繼鬆本清張和社會派推理小說走紅日本之後,日本文壇上出現了一個與之關係密切的推理新流派——新社會派。新社會派推理小說的主要代表作家是森村誠一(1993-1999)”（《日本推理小說的發展與特點》）與社會派相比，他不僅繼承了社會派對社會的淋漓盡致的分析，更注重對人性的描寫解剖和思考。比如“《人性的證明》的刑警棟居弘一良,他幼時親眼見到美國大兵打死自己的父親,而圍觀者見死不救,被父親救出來的八杉恭子也逃之夭夭。為此,棟居認為人是無法信任,是可憎的。他認為,人這種動物,無論是誰隻要一追到底, 都將出現“醜惡”的原形!正是為了對所有的人進行報複,他才當上了刑警。棟居這種憎惡人的偏激心理,是人性被壓抑,人的尊嚴和價值失落後所產生的。”（《論森村誠一推理小說的人性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