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長期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又造成了僵化的局麵，讀者又開始了對本格派的呼籲，但此時的本格，已不是當初的本格，社會的變遷，流派的更替，這時的本格派，是對社會派社會化和庸俗化的反撥，可稱之為“新本格”。
在《十角館事件》裏，綾辻行人借筆下人物之口明確說過:“……在日本風行一時的‘社會派\\u0027寫實主義之流實在粗俗不堪。住在單身公寓的女白領被殺後，曆經千辛萬苦的刑警終於將情人上司緝拿歸案——我很討厭這類情節。貪汙瀆職啊，政界內幕啊，扭曲的現代社會所產生的悲劇啊，我也受不了。適合推理小說的題材，即使被批評落伍，還要數名偵探、大宅院、古怪的住戶、鮮血淋漓的悲劇、不可能犯罪、石破天驚的詭計……雖然荒誕無稽，但是沒關係，最重要的是在那個世界中找到遊戲的樂趣。當然，是知性遊戲的樂趣哦!”這句話可以被看做是新本格推理的宣言。
此外日本的推理小說流派還有驚險恐怖派、曆史派、逍遙遊戲派、城市派、風俗派等各種流派。
從上可以看出來，日本的推理小說是異常發達的，如同萬花筒一般。這既為東野圭吾提供了豐富的養料，也給他提出了挑戰。要想破繭而出，必須經曆一番吸收和吐納，將新鮮的草化為醇香的奶。
剛開始的幾年，東野圭吾的確還處於摸索的階段。
1985到1990年，東野圭吾寫的小說有《放學後》《畢業——雪月花殺人遊戲》《白馬山莊殺人事件》《學生街裏的殺人事件》《十一字殺人》《魔球》《以眨眼幹杯》《浪花少年偵探團》《十字豪宅的小醜》《沉睡的森林》《鳥人計劃》《殺人現場在雲端》《布魯特斯的心髒——完全犯罪殺人接力》等。
從近五年的寫作的小說的題目上，我們就可以看出，都圍繞著殺人事件展開，而在殺人場景的設置上《放學後》設置為密室，在追查的過程中又死人，造成緊張感和懸念。《畢業——雪月花殺人遊戲》中，“國立T大的七名大四生迎接在校園的最後一個秋天，正是忙於談戀愛、寫畢業論文與就職活動的季節，沒想到七人行當中的牧村祥子卻突然死於密室。”小說中第一次死人就設置在密室，在尋找凶手的過程中又發生第二次死人，和《放學後》很相似，起碼在模式上。《學生街裏的殺人事件》設置在密室中，《浪花少年偵探團》也是在密室中，《以眨眼幹杯》更是一部密室推理小說。
1841年，美國作家愛倫坡的《莫格街謀殺案》，被公認為全世界最早出現的推理小說，其中凶殺現場便是密室。美國約翰·迪克森·卡爾一生共寫了80部推理小說，其中50部都和密室有關。英國作家伊斯瑞爾·冉威爾《弓區大謎案》被看做密室殺人裏程碑式的作品。英國作家阿瑟·柯南·道爾的作品中也有密室殺人這一設置。在日本，推理小說家也經常用到密室殺人，比如江戶川亂步的《D坡殺人事件》，鯰川哲《紅色密室》研究凶殺為什麼在密室內側塗上紅色的奇怪舉動的故事，天城一的作品《高天原的犯罪》《火島之花》，大阪圭吉《坑鬼》等，可以看出密室殺人是眾多推理小說作家用濫的設置，東野圭吾依舊在沿用，舊不重要，沿用也不重要，重要的能夠創新。比如才子佳人小說大都是一樣的敘述模式，一見鍾情遇佳人,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才子中狀元,金榜題名大團圓。餘華的《古典愛情》就沿用了才子佳人小說的外殼，寒門才子柳生遇見了小姐惠，但卻設置了悲劇的結局，柳生並沒有考上功名，再次見到小姐惠的時候已經物是人非，最終人鬼殊途。餘華通過對才子佳人小說的戲仿，反撥了人生的圓滿，傳達了宿命的詭異。那麼東野圭吾的密室殺人，的確也頗有新意，製造了不同於其他作家的密室懸疑，但是終究是新瓶裝舊酒。
《白馬山莊殺人事件》中設置密碼為破案的線索。《十一字殺人》留下字條線索，如暗語、密碼等。設置密碼、暗語，也是老舊的破案手法的線索。
長田順行在《推理小說與暗號》中提到：“使用暗號的推理小說中，存在有以謎語形式展開文字遊戲，和用暗號來破案的兩種手法，兩者相互結合的理由就在於，不管謎語形式的文字遊戲，還是暗號本身，它們全都是對語言文字的一種人為性操作。”
《十一字殺人》中不僅用了暗語，也屬於“孤島”模式。《殺人現場在雲端》將凶殺案件設置在封閉的飛機空間，則接近傳統的“孤島”模式。而1992年的《雪地殺機》也是“孤島”模式。
“孤島”也就是所說的“暴風雪山莊模式”模式，由於某種原因，人物被困於某個孤立的場所。所以，故事情節發生在一個空間中，線索單一，情節緊湊，往往是隨著情節的發展，凶殺命案或失蹤事件不斷發生，而凶殺又存在於剩下的人物中，引起讀者的推理和好奇探索。究竟哪個人物是凶殺，下一個被害的是誰，下一步又會發生什麼。在意想不到的可能中製造驚喜、緊張和驚險，比如阿加莎·克裏斯蒂的《無人生還》就是一部經典模範之作。
在題材上，由於受製於早期的經驗和閱曆，東野圭吾的早期作品，比如《放學後》、《畢業前殺人遊戲》、《學生街殺人事件》等有與校園相關。但是他一直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各種題材都可以入文。
由於東野圭吾是理工科出身，並有工程師的工作經驗，這使他在寫與科技相關的題材上駕輕就熟，比如1990年的《宿命》涉及腦科學；1991年的《變身》涉及到生物複製技術；1993年的《分身》是以當時最新的生命工學為基礎；1995年的《平行世界·愛情故事》寫到了篡改記憶技術；1995年的《天空之蜂》討論了原子能技術和核能發電問題等等。
由於東野圭吾喜歡運動，初中時代曾參加過學校的劍道社和棒球社，大學參加了射箭部，後來還榮升為部長。各種運動中東野圭吾的小說中也經常出現，《放學後》寫到了射箭，《畢業前殺人遊戲》對劍道和茶道進行了細致描寫，《大學城殺人事件》寫到了台球運動，《白夜行》中寫到高爾夫運動。此外，東野還喜歡滑雪，他也連載過一些以滑雪為題材的作品。等到東野的小說成為暢銷書之後，他在之後的小說中還不時穿插著運動項目。比如《單戀》（2001）一書關於美式橄欖球的細致描寫，並對運動員參與這項體育運動的規則進行了探討。
在主題上更是涉及到各個方麵，比如《放學後》是對校園的師生關係的思考，《平行世界·愛情故事》是對愛情的抒寫，《變身》是對人獨特性的思考。《布魯特斯的心髒——完全犯罪殺人接力》是對人在現代工作中異化的思考，《回廊亭殺人事件》更是探討到了老年人的生活及心理狀況，《單戀》對性別認同障礙的探討，等等。
創新是一個民族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個作家跨越平庸的必經之路。
東野圭吾雖然暫時還沒有成功，但是一路都在追求創新。雖然在新本格盛行的時候，東野圭吾沒有趕上潮流，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跟風之作又能維持多久？一個作家想要脫穎而出就必須找出與時代契合並符合自己個性的風格。尋找和創建獨特風格的過程離不開借鑒，更離不開創新。
關於自己的創新意識，東野圭吾是這樣闡述的：“每次更換領域的最大理由是我自己生厭，如果反覆一直寫類似的東西；自己也對許多事物都有興趣，所以有時想寫自己感興趣的主題，我就是這樣一路寫下來的，所以每次都變成不同的作品。不過擅長的領域寫來輕鬆，……我反而挑自己最不想寫、最不拿手的主題來嚐試，而不會往後順延，至少我的內心對這點一直是特別留意的。……其實我很棘手的領域非常多，經常都遭遇瓶頸呢。”
正是東野圭吾不斷地探索和創新，才使他不斷地超越自己，不斷地向一名優秀的暢銷作家靠近。
決不輕言放棄，也是東野圭吾身上迷人的品質。
剛到東京的時候，他也曾租住在簡陋的出租屋內，像我們的北漂一樣，過著緊巴巴的生活。
1986年，或許是交際的需要，東野圭吾買下一套便宜的高爾夫用具，便宜沒好貨，剛打了十幾杆後，高爾夫球鞋就前端開裂。囊中羞澀的東野圭吾，用橡皮筋綁住了鞋子才打完一場球。上高爾夫球課的時候，穿著破棉褲配破運動服，遭受著教練厭惡的目光。
我們知道高爾夫運動是一種財富和尊貴的象征，往往是上層階級的必備品，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成為社會精英上班族的娛樂，成為向上攀登的有力工具。一個穿著怎麼也不像上層階層的東野圭吾混雜在一群穿著得體的中上層人群之中，怎能不顯得惹眼呢？好比一盤金銀翡翠中夾雜著一塊醜石。
1987年，出版的《大學城殺人事件》銷量並不好，書賣不出去，“為了使銷量好看一些，我走遍東京各主要書店，在每家店裏都買兩本。轉一圈下來，書包比啞鈴還沉，帶子都差點兒斷掉。然而，無論怎麼努力都是杯水車薪，銷量全無好轉的跡象。”（《東野圭吾的最後致意》）為了銷量上升，東野圭吾竟然在東京各主要書店買自己的書，寄希望推動銷量。堂堂一個作家，淪落到這種地步，讓人感到辛酸的同時，又不得不對他表示欽佩。
既然選擇了遠方，便隻顧風雨兼程；既然選擇了推理小說，便不顧千難萬阻。自從走上了推理小說的道路，“放棄”便從他的字典中抹去了。
徐訏在小說《江湖行》的開頭這樣寫到：“你說，人生不過是故事的創造與遺忘。沒有人生不是故事，也沒有故事不是人生。沒有故事的人生不是真實的人生，沒有人生的故事是空洞的故事。你又說神話的可愛就是它真正表現了人生，神話衰微以後，世上就有寫不盡的小說，說不盡的故事，演不完的戲劇，我們無法設想沒有故事的人間，沒有故事的人間正是沒有大氣的空間，這該是多麼空虛與寂寞。”
這段話啟示我們，一個優秀的小說家一定是在用人生來寫他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才不空洞；那麼他也一定直接或間接地經曆許多有故事的人生。
朱熹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小說作為虛構的藝術，必須取材於生活。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隻有不斷地實踐，不斷地深入生活，才會有源源不斷、信手拈來的素材，才能寫出反映當下打動人心的好作品。
東野圭吾從公司出來，成了自由身。他並沒有窩在住處閉門造車，而是四處走動著，體驗著生活，積累著素材。
1988年，“那段時間，出版精裝版推理小說蔚為風潮，各大出版社紛紛推出不同主題的係列叢書。講談社力推古典芭蕾題材的作品，而新潮社的企劃則以跳台滑雪為中心。我去鬆山芭蕾舞團觀看表演並進行采訪，之後又趕往劄幌采訪日本跳台滑雪代表隊。芭蕾舞演員和跳台滑雪運動員中都有不少怪人，所以在采訪過程中需要格外謹慎，但是這個過程也不乏歡樂與刺激。能夠與鬆山芭蕾舞團的森下洋子女士的會麵，並且近距離見到了跳台滑雪名將馬蒂·尼凱寧，都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東野圭吾的最後致意》）東野為了寫作，還專門做了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