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
“壽長福德”鏡
“壽長福德”鏡
銅鏡於1973年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喀喇沁旗永豐公社出土。鏡麵為等邊八角形，邊長5.6厘米，最大直徑14.6厘米，圓紐，紐上下左右各裝飾契丹銘一字，合為“壽長福德”，現藏於內蒙古博物院。在四字外裝飾一凸起雙邊的方框，方框外飾四組草葉紋。鏡背左下側陰刻漢字“寶坻官”三字，“官”字下有一畫押。
這種銅鏡過去在朝鮮曾出土過一麵，收錄在《遼陵石刻集錄》和《古鏡圖錄》等書中。左下側麵陰刻漢字“寶坻官”三字，“官”字下有一畫押。據《金史·地理誌上》，寶坻為大興府縣名，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置。據推測，此鏡為遼代所製，在金代被寶坻縣的縣官檢驗時簽刻上“寶坻官”三字。這是由於金代連年戰爭，貨幣短缺，銅禁甚嚴所致。金代曾三令五申嚴禁毀錢鑄鏡，即便是家藏的古鏡也要送交有關部門檢驗簽刻方為合法。“寶坻官”三字僅說明此鏡曾經金代寶坻縣官員檢驗，不是毀錢私造的，並不能說明造鏡的時間和地點。同樣的“壽長福德”四個契丹小字還在同時期的錢幣上出現，僅僅是排列順序稍有差別。
契丹政權建立後，為了適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在民族意識的促使下，曾先後創製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
字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字。根據曆史文獻的記載，契丹大字，於遼太祖神冊五年（公元920年）所製；另一種契丹小字雖沒有記載確切的製字年代，但如果從整個契丹文字的情況來進行考察，可以看出，契丹小字的創製應在契丹大字之後。從曆史記載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契丹在創造文字過程中有漢人參與，並且是參照漢字製成的。兩種契丹文字除了有不少直接借用漢字的字形外，即便與漢字不完全相同的字，其形體特征、筆畫走向也是套取漢字而來，很像漢字的偏旁部首。從契丹造字的史實不難看出中原文化對各兄弟民族文化的深刻影響和祖國各民族間文化交流的悠久傳統，契丹文字的創製正是契丹、漢等民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
兩種契丹文字創製後與漢字同時在遼朝境內通行。關於契丹文字行用的範圍，根據史籍零星的記載，主要用於刻紀功碑、諸部鄉裏之名、外交書函、旗幟等。目前所見數量最多的記錄契丹文字的文物是遼代皇室使用的哀冊和各階層人士使用的墓誌。在《遼史》和《金史》列傳中，特地標出傳記主人是否通習或工於契丹文字。這似乎說明，契丹文字即使在遼、金當時也並未為民眾普遍掌握，甚至在官場中，也以通習契丹文字為一種不易做到的高深學問。契丹小字銅鏡的發現，為研究
契丹文字在遼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和流通範圍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參考文獻
［1］劉鳳翥、翁善珍、鄭瑞峰、金永田：《內蒙古喀喇沁旗出土契丹小字銅鏡考釋》，《考古》1982年第3期。
［2］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於寶林、邢複禮：《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3］孔祥星、劉一曼、鵬宇編著：《中國銅鏡圖典》（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