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八
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
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拓片（局部）
民國學者張維曾作《隴右金石錄》，書中提到“酒泉東門有方石柱……刻有蒙古文多行”，1943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向達也在酒泉的東門門洞內發現了這一石柱。1962年，酒泉市區擴建，此石從門洞中拆出，自此得見全貌。1976年，白濱和史金波兩位學者在酒泉市文化館發現了這一石柱，報道了具體情況，確認其為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簡稱肅州碑，且判定其上刻寫的是漢文和回鶻文。其時，此碑被一分為二，呈兩長方體石柱狀，無碑額留存，碑身高2.36米，寬0.91米，碑陽刻有24行漢文，每行字數不等；碑陰刻有32行回鶻文。此碑由於被破解為石柱，所以文字有缺損。碑陰因長期暴露在外，回鶻文內容已經難以辨認，所幸碑陽的漢文內容可辨認的較多。
碑名中的“肅州”，即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設置肅州路（治所為今酒泉）總管府，“也可達魯花赤”則是蒙古語的譯音，“也可”是“大”的意思，“達魯花赤”則是“長官”“鎮守官”的意思。石碑上雖殘餘立碑時間，卻已經漫漶不清，不過學者們還是憑借紮實的文史知識，推出立碑時間當為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
361年），此時已經是元朝末年。
立碑者名善居，在元順帝時曾任多個官職，頗有政績，後解職歸家也謹遵孝道，設立這通石碑便是為了追念其先祖的功勞，但其中重點記載的是其父和善居本人的事跡。
這通石碑雖是為了歌頌功德而立，卻頗具史料價值，其內容涉及了成吉思汗討伐西夏攻占肅州的事跡，還記載了元朝時期黨項人在河西的活動情況。黨項作為西夏民族之一，已經不複存在，但其消亡過程頗值得討論。碑中就提到西夏滅亡以後，河西、隴右一帶的黨項人有一小部分前往內地為官，還有一部分被征入軍隊，散布各地戍守，大部分還居於西夏故地。這是我們了解元代黨項人生活情況的重要史料。元政府為了更好地統治各族，仍用當地黨項人治理本族。但是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各地的黨項人與其他民族如漢族、蒙古族的交流也日益緊密，最終融合。而碑文中采用的回鶻文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見證。曆史上曾有回鶻的一支遷往河西走廊，黨項和回鶻都曾被吐蕃役屬，也都與後唐市馬，西夏建立後，治下也有許多回鶻人，因此回鶻文和西夏文均得通用，兩個民族間的交流也非常緊密。
這通石碑雖然立於元末，但是未見有明清人著錄，學者結合酒泉地方誌等各類史料推測，其在明代洪武年間就被砌築在東門
門洞內，石碑暴露在外的一側刻寫的又是回鶻文，不容易被辨認，所以長久地未被發現。機緣巧合之下，這段民族交往的史料才得以重見天日。
參考文獻
［1］白濱、史金波：《〈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考釋——論元代黨項人在河西的活動》，《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2］胡小鵬：《元朝統治下的西夏故地》，《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