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也可以要求他剪“王羲之的‘’字”之類的。由於是文化技藝，所以，他雖然是個藝人，卻從不向客人討好。他絕少和客人說話，隻管默默地做自己的工作，王羲之的字體很快便在他的剪刀下被剪出來。
除了名家字體，各種圖案他也會剪。
這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車水馬龍，每個人都生意興隆，而越是如此，客人的要求越嚴格。以館子為例，菜色不夠理想，客人一下子就轉到別家店去；賣藝的人也一樣，表演不受歡迎就不會有人來看。且不說表演變差，一旦有本事更強的人出現時，客人立刻便被吸引過去。
所以，這可以說是競爭非常激烈的時代。以剪紙畫為例，由於有一個本事很強的少年出現，俞敬之的生意一下子就沒落了。這個天才少年能在自己的衣袖裏剪字畫，而俞敬之則需要邊看邊剪。
在餐飲之類的生活文化以及各類藝事上，都需要麵對激烈的競爭，因此，一切發展得極為迅速。
從太祖到太宗約四十年期間，可以說是創造極為充實的宋體製的時期。
宋太祖之所以在中國曆史上被譽為明君中的明君，理由完全在於出身於武門家庭的他，卻毅然決然切斷五代的武人政治這一點上。
唐末起，節度使開始掌握軍事及行政權，並且割據各地，因而招來五代分裂的時代。為不使中國再分裂，非阻止軍閥的產生不可。
實際上，這項預防政策為後周柴榮所創，他采取的方法是強化殿前軍，也就是中央軍。宋太祖繼承這項政策，走上使節度使成為名譽職的方向，也就是盡可能地頻頻調動節度使，以避免在一個地方生根。另外一點是，將軍事和行政分開，由中央派遣叫作“通判”的行政官主管政務。
在眾多措施中，最為有效的一項是，將轉運使派遣至地方。轉運使是擔任租稅、鹽稅、酒稅等工作的官員，過去的征稅工作全歸節度使擔任，派遣轉運使，無異是切斷節度使的糧道。
如此一來，節度使便隻是地方上的師長而已。不過，“節度使”這個官職還是很有分量，很有利用價值。
宋依然使用節度使這個官名，但實際上隻用它作為對行將除役的軍人臨時性的酬庸。因此從財政方麵來看，他們會割據之虞已不存在了。
這樣的措施不是隻見於節度使。宋並沒有遽然廢止唐朝以來的製度官職，而是使之暫存一段時期，再采取逐漸更改的方式。不勉強行事——概括言之，這是太祖和太宗在政策上的基本態度。
軍人出身的皇帝，戮力推廣的卻是文官政治。
經由考試起用官吏的“科舉”製度起源於隋代，當然也為唐所繼承。但隋、唐還是相當重視門閥的時代，雖然寒門進士因此得以在官界發跡，但這些人往往成為門閥出身人士排斥的對象，處處遭受壓抑，牛李黨爭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事例。
宋代采取的卻是進士至上主義。一個人無論家世如何，除非科舉及第成為進士，不然絕不可能在官界居高位。
宋代仍然有針對地對國家有功勞人員的子弟，不經考試即予起用的製度。但有把握考上進士的人還是會參加考試，因為這樣對自己利多於弊。
“非進士者非上人”的風氣，確實有其負麵效果。但這個風氣的確成為宋在確立文治主義上的一股極大的推動力。有經濟能力的家庭，無不鼓勵子弟潛心讀書。
北宋時代起，以理學為名對儒教哲學作深度研究之風甚為普遍，其理論已到了獨樹一幟的程度，南宋朱熹將之集大成為“朱子學”，對後世及日本產生極大的影響。
這是使“武功”因素趨於淡化，“文治”主導時代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