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武舉的地位不如文舉。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聖旨可以改變的。
而從曆年的統計資料看，參加武舉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的占大多數，參加文舉的人中，卻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這很容易理解，畢竟在世人眼中，當兵扛槍是粗人幹得活，雖然立功容易，可也太過危險。除了那些好奇叛逆地公子哥之外，絕大多數都是普通人家地子弟，仗著手腳粗壯，又練了些刀槍棍棒，便想著通過這個途徑參軍，搏個軍功出來……至少不用從頭做起了不是嗎？
而文舉則完全是另一番模樣，首先在這個年代，讀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束貴、書本貴、筆墨貴、白紙更貴。保守估計，一個學子從入蒙地《三字經》，千字文開始，直到把四書五經讀下來，共需要十年時間，這十年裏一個壯勞力完全搭進去不說，僅各項花費便達到二百兩銀子，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別提連飯都吃不上的貧苦人家。
所以那些連飯都吃不上，還能考中狀圓郎的事跡多半屬於勵誌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爾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因此一百個人裏能有一個識字的就不錯了。所以百姓對讀書人有著天然的敬畏……別說你考上進士，就是個秀才都要讓人肅然起敬的。
所以當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後，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絕對屬於有文化的那一類。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導的公平科舉中，他們考中的幾率要遠遠高於士族和平民。
這就是秦雷對士大夫的傾斜……而不是士族。在他的構想中，庶族地主將成為新興的士大夫，擠占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至於那些被攆出權力圈子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條興工商和第七條暢交通伺候。興工商便是鼓勵工商，這可能是全部變法中最叛逆的一個，因此曆朝曆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亂國之人，認為他們囤積居奇，擾亂當地經濟秩序，且唯利是圖，與道義社會顯得格格不入。
但秦雷要說他們是放屁，沒有商人的買賣轉運，那荊州府的稻米就到不了洛陽城。巴蜀地中的井鹽也到不了中都城。那全國各地的農民兄弟就隻能自己生產了自己用，華夏經濟也要倒退千年。
至於如何對付囤積居奇、投機倒把這樣的行為，秦雷早在第四條平物價上有了詳細的闡述，在此不必贅述。
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秦雷還是認為瑕不掩瑜，他覺著商人地地位應該更高，因為他們是社會生產生活的加速器。有了他們。生產者才能盡快的賣掉所產的貨物，縮短生產循環周期，而消費者也能及時的獲得所需的產品，大大刺激了消費。所以把商業搞上去了。其他的行當都會被注入一陣強心劑，獲得更快地發展速度。
秦雷十分清楚。國無農不立、無商不富，因此在確立農本地位的同時，他也不忘發展工商業。具體舉措有三條：第一，取消全國州府及以下地方設卡收稅的權力，一批貨物在省內流轉。僅需交一筆商業稅即可，之後隻要不出省。便不會再征稅，體現稅不重征的原則。第二，降低稅率，把原先五征一地商業稅降低為十五課一；第三，取消對商人的一切不合理限製，明確其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為了刺激工商，他又提出了第七條暢交通，有句俗話道：要想富先修路，有了寬敞平坦地馬路，交通就會便利。就不愁生產出來東西運不出去。就不愁東奔西走，就會大大降低商人們的成本。可謂是如虎添翼。
而且有了四通八達的寬敞道路，可以顯著拉近城與城、府與府之間的距離，有利於朝廷對地方的控製，有利於國家安全，所以秦雷將通暢交通放在了如此重要地地位。
但這些事情他當然不會親自去做，而是將會采用複興衙門的方式，在全國各省組建類似地機構，同樣是皇室，官府、豪族三方合營，同樣是豪族貢獻巨額財富，官府大開方麵之門，秦雷為其提供庇護的模式，將轄區內的工商業，交通業全部交與其打理，收益也按照既定的比例，皇家拿兩成，朝廷拿四成，豪族拿四成。
秦雷這樣做是有底氣的，且已經在南方進行了試點，其效果之好、收益之大，讓其他省的士紳豪族眼紅到睡不著覺……複興衙門那高漲的價格便是明證。而且秦雷早就規定，複興衙門的議事，及其近親屬，不得在南方兩省官府任職，人為為其劃分了一道界線。
這樣資產的擁有者不直接參與管理活動，但可以有效的監督、鉗製、甚至是提請罷免相關地瀆職官員，如此一來庶族地主執政，士族地主監督，一個相互牽製，相互監督地體係便建立起來了。
秦雷的良苦用心，在這件事情上體現地淋漓盡致。
至於最後一條整軍備，是關於大秦軍力上的安排，詔書上語焉不詳，我們隻能知道，朝廷似乎覺著現在的兵力夠用，沒有再次征兵的打算，但軍費撥付卻悄悄上漲了一倍，顯然是要走精兵路線了。-----------------分割------
第一章，今天朋友來給燒炕，玩到9點多才走，隻能更一章了，明天補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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