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黃巾之亂的前一年，史書記載，光和七年2月，皇帝改為中平年號，黃巾於此時起義，隨即劉虞上書，要求改州太守官職為州牧，從此各州牧擁兵自重，皇帝威權下降。那時，隻要找個機會向皇帝遞上一個表章，就算一切ok，至於皇帝同意與否就無關緊要了。這就是三國時期奇特的政治現象，叫做“表”。劉備在接過陶謙的徐州牧時，就曾這樣一“表”就算完事。
接著，我們討論了管理架構，漢高祖時期，延續秦朝的軍權與內政分立的政治架構，丞相與太尉分治文武之事，禦史大夫專管監察之事。這可能是最早的三權分立原則，雖然它與美國的三權分立原則不同。
後來大將軍霍光專權，三權集中於一人之手，三權分工的製度不複存在。
三國時期曹操手下的官員陳群也曾重新恢複秦朝的三公九卿製，搞三權分立，無奈中國總有化神奇為腐朽的力量，這三權分立製總是實施不下去。
曆史上，每當一個強勢人物出現，總是先破壞三權分立製，進而導致自己的朝廷崩潰——無論這個強勢人物是皇帝還是大臣。或許中國人骨子裏都喜歡抓權，或許三權分立製就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是我堅決不相信中國的國情就是喜歡腐敗，我要長久在這建立這三權分立製度。
打著複興高祖製度的名義，三權分立製很快通過了，隨後我宣布官員任期製。高級官員在位子上待久了，必定產生一大批同黨。為了限製官員長久霸占一個官位，必須限製他任期。當然，元老及議員類民選官員任期不限，隻要有人選你，你就可以一直任下去。
所以我規定，內政官員可以連續任3屆，每屆四年。每四年由元老院選舉一次，選出首席元老，稱“首相”，有權任命戶部，管理財政支出、預算、撥款和戶籍，錢糧。戶部下設糧米司，鹽司，鐵司，海關司，戶籍司，賦司（由農業所交），稅務司（由商業所交））；吏部，管理官員任免、選民登記、爵位管理；工部，管理政府工程，技術研製，水利，建築，軍工技術。工部下設軍工司，河道司（管理水利），建築司（管理建設），開發司（管理新技術研製）；兵部，管理軍隊後勤工作及軍餉發放，退役軍人安置；禮部，管理教育、學生、教師、科舉和朝廷禮儀；商部，管理工匠、礦業、工商和稅收，下設百工司，管理工匠，礦業司，商務司，稅務司，六部主管官員。
其中，商部是我們特地設置的，此前各朝沒有設單獨的商部，以後各朝也沒有，直到現代才有。我們這樣作一方麵可以把收入與支出分開，另一方麵，商部設為六部之一，可以讓發展商業的聲音響亮一些，以確保我們大力發展商業的政策實施。
至於軍隊方麵，我們設立大司令這一官職，主管號令海軍，騎軍，步軍三軍。下設軍機處，管理軍隊調動權，即軍令權，軍事規劃權，相當於總參謀部，由城主直接任命的三位大將軍管理；都督處，管理軍官任命，軍官培訓，軍校教師與學生，擁有軍隊人事權，由城主直接任命的三位大都督管理；軍械處，相當於現在的軍隊後勤部）。各級軍官最高服役年齡均明確規定，越是高級軍官最高服役年齡越高，到了一定年齡，職務升不上去的軍官，由政府根據服役年限和官位大小發退役費退役。退役軍官可以加入地方治安機構（當巡捕），也可以公民身份參政。
另外，在司法上設立大司刑這一官職，由城主直接任命，主管刑事司法，同時各地治安人員，監獄係統都歸大司刑管理，地方官員不再有刑事與民事審判權。這些刑事與民事審判官員均由大司刑在律法考核合格人員中任命。人口少的地方不設專職法官，由上級部門派出巡回法官，每月定期巡回開庭，在未開庭期間犯人由地方監獄收押。所有的審判必須有三位以上公民參加裁決（稱陪審官），裁決的結果必須由陪審官做出。所有公民通過律法考核合格，都可申請當陪審官。
同時，我們製定的律法必須嚴格，具備極強的可操作性。比如：偷一元錢，如果罪名成立就判一天監禁，不管他是情節輕微的偷了這一元錢，還是情節惡劣的偷了這一元錢。我們的法律應該隻懲罰犯罪，不懲罰犯罪情節。這樣可以防止法官和陪審員勾結起來，收了錢後把殺人犯說成是含著微笑、情節輕微的殺了人，然後為了懲罰他輕微的情節，合法的把他輕微的判決。
與此同時，我們把對官員的監察工作，也交給大司刑。巡回法官四處在民間行走，很容易收集到官員的情報，這些可以直接上報到城主，由城主負責作出處理決定。
對於元老院的功能，我們也做出規定，隻有具備公民以上的身份，才可被選舉為元老，地方機構選舉出的類似元老院的機構稱作議政院，當選的議政院人員 稱為議員。議員也必須有公民以上的身份。議員由當地具有選舉權的居民選舉產生，每四年換屆選舉一次，各地主管官員由議員選舉產生。法律規定的各級政務行政機關平時可依法而行，但特殊政務必須由地方議政院批準，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方才可實施。
如此，我們的三權分立原則自下而上產生了。人民，一旦享受到自由民主的快樂，再想剝奪這種自由，他們會用鮮血來捍衛這本該屬於他們的權利。
如此，一個龐大的王朝框架已經搭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