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李自成兵陷車廂峽》（下）
附：《李自成兵陷車廂峽考》
一、明崇禎七年的的安康
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安康是封閉的“四塞之地”，秦嶺、巴山南北夾峙，漢江靜靜地流淌，隻有為數不多的幾條人行古道溝通外麵精彩的世界。在漫長的封建時代，那些代表主流社會的帝王將相、達官貴人、名人雅士一般是不來安康的，在他們眼中安康幾同化外，既遙遠又隔膜。誰會到這裏來呢？除非你倒黴了！誰會來這裏做官呢？八成是你沒有過硬的背景。清代紫陽縣令陳僅說了一句大實話：你想在這裏貪汙腐化，就好比在鷺鷥腿上剮肉。
安康古代真的無人看好麼？並不竟然。披讀安康地方誌你會發現：安康竟然是流民的天堂。
流入安康的“流民”主要有兩類人：
第一類因戰亂、災荒而被迫離鄉背井、遠走他鄉的難民。他們攜家帶口來此插草認標，隨意圈占一定數量的可耕地，並享受朝廷減免稅費的優惠政策，無異於尋找到了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何樂而不為！
另一類是過境或屯兵的農民起義隊伍。這裏山大人稀，信息不靈，道路狹窄，官軍進剿運兵不易、輜重難行，農民軍則如同猛虎歸山、龍遊大海，縱橫捭闔，行動自如，仗打累了或者打敗了，可隱匿在崇山峻嶺間養精蓄銳，以圖東山再起。
明崇禎年間，大叫一聲“活不下去了”的農民們紛紛揭竿而起，大明王朝風雨飄搖。
明崇禎七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農民起義軍走馬燈似地在安康登場，在刀光劍影、殺聲震天的舞台效果中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武打活劇，其中最為精彩的莫過於車廂峽事件。
出演的主角該亮相了——
《明史?陳奇瑜》記載：“明年（崇禎七年）廷議諸鎮撫事權不一，宜設大臣統之。多推薦洪承疇。以承疇方督三邊，不可易，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專辦流賊。”
農民起義軍被官方稱之為“流賊”，這個“流”字倒用得十分切當。農民軍令官軍頭疼的也就是它的流動性，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實在走投無路了就奉行“好漢不吃眼前虧”的行事準則，來個詐降之計，“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機會爬起來再搏一次。實在機敏！實在高明！說來也怪，崇禎皇帝偏吃這一套，農民軍多次詐降，降而複叛，他竟然不長記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個故事。
陳奇瑜走馬上任，首先要解決的是湖廣的農民軍問題。崇禎七年正月的軍事態勢是：“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不包括李自成、張獻忠)自楚入蜀，陷夔州。”“自楚入蜀”，即由湖北到四川，五大部必擇道安康，於是一路破竹溪、白河、旬陽、平利、紫陽等城，然後南入川境“陷夔州（轄今四川奉節、巫溪、巫山、雲陽等地）”。農民軍入川還沒有站穩腳根，這年三四月因“阻險，複走還楚，分為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淅川；一犯金漆坪，渡河犯商南。”（《明史?陳奇瑜》）
當時農民軍活動的主要區域在漢南、川北、鄂西、豫西南一帶。農民軍並不是有集中領導的一支隊伍，聚合、分散沒有一定，麵對這種態勢，陳奇瑜實行“四麵圍堵、精兵進剿”的戰爭策略，布置了一個口袋陣：“陝西巡撫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陽巡撫盧象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巡撫玄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巡撫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陳奇瑜先是“檄諸將會兵陝州”，後又“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繼後“偕象升督將士由竹溪至平利之烏林關”，經十餘戰，陳奇瑜沾沾自喜地向皇上報告：“楚中屢捷，一時大盜幾盡，其竄伏深山者，臣督鄉兵為向道，無穴不搜，楚中漸有寧宇。”（《明史?陳奇瑜》）
陳奇瑜在湖廣會剿主戰場雖然不在安康，但還是波及了安康平利、紫陽等縣。《明史?陳奇瑜》記載：陳奇瑜“督副將劉遷等搜竹溪、平利賊，追至五狼河，擒其魁十二人。遣參將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
湖廣會剿時李自成在哪裏呢？《明史?李自成傳》記載：“始，賊自澠池渡河，高迎祥最強，自成屬焉。及入河南，自成與兄子過，結李牟、俞彬、白廣恩、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自為一軍。”這就說明，李自成在崇禎六年冬“澠池渡”之後已不再依附“闖王”高迎祥，而是自成一軍。陳奇瑜湖廣會剿時李自成未被納入主要打擊對象，但也被陳奇瑜追趕，別無選擇，其行蹤大概與其他農民軍沒有什麼兩樣：由湖北經漢南到四川，再由四川還師漢南。《明史?陳奇瑜》概述當時的軍事態勢說：“賊入蜀，複自蜀入秦，由陽平關奔鞏昌，承疇禦之秦州。賊遂越兩當，襲破鳳縣，分為二：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於是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會漢、興，窺商、洛。”一時間風雲際會，農民軍數股共十餘萬眾皆聚於漢南。
陳奇瑜“以湖廣賊盡，鼓行而西，謂賊不足平也”，他認為湖廣的農民軍問題已基本解決，現在該著手解決陝西的問題了。解決陝西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防止農民軍北上進入關中，確保大西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西安的絕對安全。出於這樣的戰略考慮，於是加強了漢川以西的布防：“乃遣遊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遣參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略陽、沔縣，防賊西遁；遣副將楊正芳、餘世任扼褒城，防賊北遁；自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賊東遁；又檄練國事、盧象升、元默各守要害，截賊奔逸”。“練國事、盧象升、元默各守要害”者，說的是原來的部署基本不變，即“陝西巡撫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陽巡撫盧象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巡撫玄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巡撫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明史?陳奇瑜》）顯然，陳奇瑜乘勝前進，為農民軍設置了一個更大的陷阱，東西兩頭遙相呼應，留下安康、商洛這個活口讓農民軍往裏鑽。
臨此態勢，農民軍作何打算？“會漢興，窺商洛”（《明史?陳奇瑜》），農民軍的意圖很明顯，就是避官軍鋒芒，在安康流動作戰，然後尋找機會去商洛；或許當時農民軍認為商洛是官軍防守較為薄弱的部分。
當陳奇瑜完成了他的口袋陣之後，在川北立不住足的李自成，率領他的隊伍由川內入陝，自金漆坪到紫陽，遂為陳奇瑜所迫，從紫陽退走興安州。《明季北略》卷10說“崇禎七年甲戌”、“李自成降叛不常。六月，陳奇瑜圍自成於漢中（應為興安州）車廂峽”。若陳奇瑜是六月份完成在車廂峽包圍農民軍的計劃，那麼李自成所部進入興安州的時間還應當大大地提前。《明季北略》肯定地說車廂峽的被包圍者是李自成。
當時興安州州守名叫金之純，因為領導百姓守土有功而進入安康的名宦祠，世代享受香火。金之純領導的這場“興安保衛戰”戰況如何呢？有兩篇妙文供欣賞——
《興安府誌》卷26及《安康縣誌》卷18《文征乙集》載明末清初安康詩文大家劉應秋散文《明郡守金公祀名宦記》，該文開頭就說：“有明之際，群寇蜂起。虔劉黔首，如刈草菅。司牧者環視不敢久及，屠戮既盡。”上任不久，“諸大寇躪秦楚間，所至無堅城。偶至興安，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公倉卒料丁壯，備戰具，帶劍登陴，身當矢石”。“時久旱，夜半大雨，濠水暴漲，賊引去。居無何，複薄城下。城中糧且盡，旦暮陷矣。公乃作書間道遺旁郡將軍唐通（時為遊擊將軍），以數百人來。度其隊，寡不敵，公乃鼓勵城中壯士，夜縋與官軍會，銜枚走。賊方飲廟中，列坐歌舞，我師卒至，賊擾亂。炮發渠魁，殲焉，餘遁去，而孤城以完。”又說：“公前後力保危城，衣不解帶者四十日夜。”“城完而公病矣，崇禎甲戌九月公卒於官。”落款書“右記康熙間邑貢生劉應秋撰”。
劉應秋何許人也？他是地地道道的安康人，詩文大家，大約生於明崇禎六年（1633），逝世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明朝滅亡時十一二歲，應當說對晚明的事有相當多的真實記憶。他的話應當視為信史資料而確認無疑。
劉應秋的文章稱圍城的農民軍是“諸大寇”，看來是好幾支農民軍聯合攻打興安州。清初刑部尚書王世正撰寫的《興安知州金公遺墨跋》（《安康縣誌》卷18《文征乙集》、《漁洋文集》）不無誇張地稱之為“百萬虎狼”。可見人數之多、隊伍之龐雜。
劉應秋的文章提供了如下重要的曆史信息：
1、農民軍軍紀不嚴，不珍視普通百姓的生命，亂殺人。將領們貪圖享樂，雖被明軍圍追堵截，幾成甕中之鱉，但還不忘“列坐歌舞”；
2、當年的氣候情況：先是春旱，接著是陰雨連綿。興安州大饑謹，死者狼藉於道，掘“萬人坑”掩埋之；
3、知州金之純派人抄小路去漢中，向駐守漢中的遊擊將軍唐通求救，然後裏應外合以解其圍；
4、“公前後力保危城，衣不解帶者四十日夜”，說明這次“興安保衛戰”至少曆時一個半月。據王世正《興安知州金公遺墨跋》所言：“金公遺遊擊將軍唐通手書也，按公作書為崇禎七年甲戌四月三十日。”安康到漢中七百餘裏，一個往返至少也得十餘日。那麼金州解圍的時間約在五月中下旬，農民軍初次圍城的時間當在三月底間，也就是農民軍由川內還師入陝之期；
5、劉應秋文章中說“諸大寇”因“水暴漲，賊引去。居無何，複薄城下”，王世正《興安知州金公遺墨跋》稱讚金之純“以區區忠義之氣激發士民，兩全孤城於百萬虎狼之中”。說的是農民軍在一個半月間兩次攻打興安州城皆未得手。
是哪支農民軍在攻打興安州城的呢？
《興安知州金公遺墨跋》說：“金公遺遊擊將軍唐通手書也，按公作書為崇禎七年甲戌四月三十日，是時大軍在楚蜀。賊入漢南，秦督洪公（洪承疇）所雲：賊在平利、旬陽，間者數萬，自巴州入西鄉者二三萬。其自棧道犯城洋者又東下石泉、漢陰之間，畢會於漢興，旁突商洛，秦事大可憂者，正其事也。是年八月，遂有車廂峽受降之舉。”
按清初刑部尚書王世正的說法，攻打興安州城的和在“車廂峽受降”的是同一夥人。從時間上推算，有其合理性：這支隊伍未能攻下興安州城，鑒於西取漢中、南下川北、東去鄂西的路皆被明軍堵死，隻有擇間道去商洛。《明史?李自成傳》說：“及奇瑜兵至，獻忠等奔商、洛，自成等陷於興安之車箱峽。”肯定了李自成的隊伍也在漢南，李自成放棄圍攻興安城，不獨因為遭到了遊擊將軍唐通派來的幾百兵士的突襲，還因為五省總督陳奇瑜也正率軍向興安州壓來。
李自成攻城受挫，又考慮明軍將至，於是匆匆逃遁。李自成的隊伍大約在五月底、六月初進入車廂峽，也就是在興安州城解圍之後。
《興安知州金公遺墨跋》的作者王世正，即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今桓台)人。死後避雍正諱，改稱士正、士禎。清詩人，論詩創神韻說，生前門生眾多，影響很大。著作有《帶經堂集》等，又自選其詩為《漁洋山人精華錄》，另有《居易錄》、《池北偶談》等多種筆記。他是清代著名詩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出任揚州推官，後升禮部主事，官至刑部尚書。王世正在“公沒（歿）四十餘年而仲子會公壬戌舉禮部第一，入翰林，與予謂同官，因得拜觀公手書”，所以他“恭跋數語其後，亦以見天之報施，勞臣有以也”。這段文字說明了他得到金之純手書的詳細經過，是在金之純二兒子那裏看到的，他和金之純二兒子又同在翰林院為官。所以，手書的真實性不容懷疑。
《明季述略》說：“李自成降叛不常。六月，陳奇瑜圍自成於漢中車廂峽。”那就表明李自成是兵敗興安州後冒著大雨率領疲憊之師進入車廂峽的，不排除有誌同道合的友鄰部隊的參與，但以李自成的隊伍影響最大。
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有名的差一點要改寫明清曆史的車廂峽事件。
車廂峽事件在《明史?陳奇瑜》中有詳細記載：“賊見官軍四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諸渠魁李自成、張獻忠鹹在焉。峽四山立，中亙四十裏，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蹙之可盡殲。自成等見事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無大計，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無邀撓撫事。諸賊未大創，降非實也，既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略諸洲縣，關中大震。”
這是車廂峽事件比較權威的也比較詳細的曆史記載。
農民軍是在什麼情況下“遁入興安之車廂峽”？
1、金之純領導的“興安保衛戰”拖住了農民軍，在一個多月期間五省總督陳奇瑜順利地實施官軍對農民軍的合圍計劃。“賊見官軍四集”，說明在興安州城解圍之時陳奇瑜的合圍計劃業已完成，消滅農民軍於漢南隻是個時間的早遲問題。五省總督的陳奇瑜用兵連連得手，想到他的主子——崇禎皇帝會是何等地歡心，可以想見當時的陳奇瑜是何等地得意洋洋！在他的“得手”之時也就埋下了“失手”的伏筆，乃至功虧一簣，留下千古之憾。
2、曆時一個多月的攻城戰役已大大消耗了農民軍的戰鬥力。
3、當地百姓不支持。農民軍殺伐太過，戰鬥激烈農民軍將領還不忘“列坐歌舞”（劉應秋散文《明郡守金公祀名宦記》），所以遭到當地農民的反抗，“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姚雪垠文章《李自成為什麼失敗》一文說得很有些道理：農民有“封建的正統觀念”，“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占領了巴黎，巴黎以外的農村，農民紛紛武裝起義，進行戰鬥。農民是保皇主義者。拿破侖失敗之後，被流放到一個海島上，後來拿破侖帶了少數人，坐船從法國南部登陸，形勢危險極了。還是農民崇拜他，每到一個地方，皇帝來了，農民就跟著他向巴黎進軍，越走人越多。所以不管是中國的、外國的，農民總是保皇主義者，在保皇主義者的農民看來，李自成不過是個流賊”。李自成擁兵數萬，但沒有當地百姓的支持，糧食、衣物、藥品的補充全是一句空話，農民軍的日子能好過嗎！
4、攻興安州城時下雨，“夜半大雨，濠水暴漲，賊引去”（劉應秋散文《明郡守金公祀名宦記》），因大雨導致護城河水暴漲，農民軍無法靠近興安州城而不得不暫時撤退。陷入包圍圈中後又遇上壞天氣，“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一連下了20餘天的大雨（也有資料說下了40天，大概是連前累計），人無吃食馬無草料，弓弦箭鏃脫膠不能使用，也不會有足夠的帳篷用於遮風避雨，於是死者狼藉，減員一半。那淒風苦雨、饑寒交迫的不是暫短的一兩天，大約從五月的一直熬到八月上旬，如此惡劣的生活條件，如此漫長的時間，高達50％的死亡率，不會是誇張的說法。那淒慘的情景簡直不敢想象！或許我們該用“艱苦卓絕”讚揚農民軍的奮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