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官軍“圍而不打”試圖將農民軍困死餓死。農民軍也的確是窮途末路，中間小的戰鬥難免發生，但要突出包圍圈除非有奇跡發生。當時的軍事態勢是明軍勝券穩操，農民軍連突圍的能力也不具備，朝廷隻等著陳奇瑜的部隊奏凱而還。
對車廂峽被圍者說法不一，就是官方撰修的應當說很權威的《明史》也說法不一，乃至自相矛盾——
《明史?李自成》：“及奇瑜兵至，獻忠等奔商、洛，自成等陷於興安之車廂峽。其中有李自成，沒有張獻忠；
《明史?張獻忠》沒有記載這件事。車廂峽是明末重大的曆史事件，牽扯若幹官員因此而落馬，史官不記，估計張獻忠確乎不在其中；
《明史?陳奇瑜》：“賊見官軍四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諸渠魁李自成、張獻忠等鹹在焉。”點名被圍者有李自成、張獻忠、顧君恩等人，這與《明史?李自成》的說法有矛盾；
《明史?莊烈帝》：“是夏，官軍圍高迎祥、李自成諸賊於興安之車箱峽兩月。”有高迎祥、李自成；
其他典籍或俾官野史也說法不一——
《明季北略》：“李自成降叛不常。六月，陳奇瑜圍自成於漢中車廂峽。”與《明史?李自成》說法一致，肯定被圍者是李自成；
《崇禎實錄》卷之7記載：崇禎七年春六月乙卯朔，“陳奇瑜圍李自成大部於南山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且苦濕，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甲戌，出山。”與《明史?李自成》說法一致；
《烈皇小識》卷4：“李自成采用顧君恩偽降以苟全之計，密遣人賄陳奇瑜，每撫一名，納銀50兩，陳奇瑜利其賄，許之。”與《明史?李自成》說法一致；
《明亡述略》中既有李自成，又有張獻忠。與《明史?陳奇瑜》說法一致；
練國事的說法又大為不同。車廂峽事件發生後，陳奇瑜上疏委罪他人，崇禎皇帝看了陳奇瑜的上疏之後，馬上下令逮捕了陝西巡撫練國事，獲罪的練國事上疏自解：“漢南賊盡入棧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撫實數。及見奇瑜疏，八大王部萬三千人，蠍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臣不覺仰天長歎。夫一月之內，撫強寇四萬餘，盡從棧道入內地，食飲何自出，安得無剽掠？且一大帥將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萬餘眾，安能受紀律？即籍口回籍，延安州縣驟增四萬餘人，安集何所？合諸征剿兵不滿二萬，而降賊逾四萬，豈內地兵力所能支，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咎臣不堵剿，則先有止兵檄也；若雲賊已受撫，因誤殺使人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為破麟遊、永壽。”按練國事的說法，車廂峽被圍的有三支農民軍，主要是張獻忠的隊伍，還有蠍子塊部、張妙手部，李自成反而不在其中。若他的說法成立，那陳奇瑜的對手不是李自成，而主要是張獻忠，這與官方招降李自成的說法相矛盾。
其他如《懷陵流寇始終錄》、《後鑒錄》、《興安府誌》、《鄖陽誌》等書的有關記載類似《明史?李自成》、《明史?陳奇瑜》，不支持練國事的說法。清朝撰修的《興安府誌》、《安康縣誌》幹脆含含糊糊地以“諸大寇”稱之。
總體看來，代表性的說法是：一說李自成，一說張獻忠，一說李自成和張獻忠，一說高迎祥和李自成。雖然說法不一，但總的趨向是基本肯定了《明史?李自成》的說法，即“被困於車廂峽，自縛請降”的人是李自成。
以上諸種說法何者更權威呢？似乎不能武斷。縱然是出自明武將之口，他們既然敢於殺良冒功，出於個人利害關係，還有什麼彌天大謊不敢撒呢！後世人隻能分析曆史事實而去偽存真，通過推理接近曆史的真實，而且這也不失為一個可靠的研究方法。
因此有幾個問題需要討論討論——
第一個問題：崇禎七年的李自成有資格成為“巨魁”麼？
從隊伍的構成和人數論之，《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1雲：“興安降賊多綏德、米脂、青澗人，當從鳳翔、隴州、平涼、懷慶、靖邊以歸。這一批農民軍被明軍押送還鄉的路線也說明他們的鄉籍多屬綏德、米脂、青澗。李自成是崇禎三年夏投不沾泥張存孟的。不沾泥農民軍的組成人員多是米、綏、青三縣饑民。次年，戰敗降明，“其黨多歸自成”(《石匱書後集》)。自此，自成往投高迎祥，居於八隊闖將之末。崇禎六年五月紫金王王自用戰死，所部20000餘人，盡歸闖將李自成。崇禎六年初，李自成已擁有30000之眾，鳥槍換炮，腰也粗了，氣也壯了，有可能成為農民軍的權威人物當農民軍的家，代表農民軍與地位顯赫的五省總督陳奇瑜對話，成為當然的談判對手。比較而言，李自成的個人品質還是比較好的，《明史?李自成傳》評價道：“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他的隊伍軍紀還是說得過去的，比張獻忠強多了，在安康有相當數量的擁護者。王希舜《重修興安州誌序》中說：“丙戌間罹山賊之寇虐。”（《興安州誌》）他所說的“山賊”就是安康人劉二虎，《嵐皋縣誌》總結方誌家研究成果認為：劉二虎就是劉體純，他大概是李自成起義軍在安康活動期間投奔李自成的，此後成為農民軍中的青年將領，李自成死後多年還堅持反清複明的戰鬥。據地方誌書所記，“丙戌”年（1646），即清順治二年，李自成死後不久，他帶領所部3000人進軍興安城，攻破新城，殺死知州曲良貴，在安屯兵兩月方離去。
《明史?李自成傳》記載：“過（李過）、傑（高傑）善戰，君恩善謀”、“自成用君恩計，賄奇瑜左右，詐降。”《明史?陳奇瑜》記載：“自成等見事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肯定了農民軍用的是詐降之計，妙計又出自顧君恩的策劃。此事明代正史野史皆無不同的說法。顧君恩何許人也？湖北鍾祥地方誌有他的詞條：“顧君恩（？——1645）：明末李自成起義軍將領，鍾祥人，多謀略，為李自成謀士。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新順政權後，他主張先取陝西作基地，再略定三邊，經山西攻取北京，被李自成采納。崇禎17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後，顧君恩被任為吏政府侍郎，文諭院院長。1645年被李自成殺害。”確認了獻計者是李自成的謀士，采納者當然是李自成。
再看車廂峽事件的後續報道——
《明史?陳奇瑜》：自成“詐降。奇瑜意輕賊，許之，檄諸將按兵毋殺，所過州縣為具糗傳送。賊甫渡棧，即大噪，盡屠所過七州縣。而略陽賊數萬亦來會，賊勢愈張。奇瑜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迎祥、自成遂入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原道陸夢龍。圍隴州四十餘日，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亦命豫、楚、晉、蜀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李自成因“關中大震”而出名，與他配合作戰的“略陽賊”則指堅持在漢中一帶作戰的高迎祥。
《明史?陳奇瑜》：“自成……偽請降。奇瑜無大計，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無邀撓撫事。諸賊未大創，降非實也，既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關中大震。”
《明史?莊烈帝》：“壬寅，李自成圍賀人龍於隴州。”
《明季北略》：“李自成陷登城，圍合陽門，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鹹陽，殺知縣趙濟昌”、“十月，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
《崇禎實錄》：八月，“洪承疇至富平，詰朝至馬家村掩盜不備，賊先鋒高傑甚銳，承疇還富平，夜襲營，殺二百餘人，斬六十餘級。高傑降於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高傑是李自成的先鋒官，以勇銳著稱，後投降明軍。
車廂峽的“巨魁”是李自成還值得懷疑麼！
第二個問題：車廂峽被圍的“巨魁”會不會是八大王張獻忠呢？
這一年，李自成的行軍路線是由湖北入川，再由川遷師陝西。張獻忠（1606－1646）是陝西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崇禎三年（1630）率米脂十八寨農民起義，自號八大王。崇禎六年（1633），張獻忠首次入川，攻克夔外、大寧、大昌、新寧、通江、巴州、保寧、廣元等州縣。崇禎七年（1634）再次入川，擁兵十萬，再克夔州、大寧、大昌、巫山、巴州等地。由川入陝後，“及奇喻兵至，獻忠等奔商洛，自成等陷於興安之車廂峽”（《明史?李自成、張獻忠傳》），說得十分明確，八大王已跳出明軍在安康布的口袋陣，遠走商洛，鑽進明軍包圍圈中的是李自成所部。《明史?莊烈帝》也說：“乙酉，張獻忠突商、洛。”肯定了張獻忠和李自成不是並肩作戰的搭檔，而是各行其是。張獻忠這樣一位牛氣衝天的八大王若真格兵困車廂峽，還輪得上讓他李自成去當談判對手嗎？縱然張獻忠謙讓，陳奇瑜會買帳麼？一貫驕橫拔扈、剛愎自用的張獻忠對李自成手下一個不起眼的謀士顧君恩的的話他會言聽計從嗎？不可能的。再說，張獻忠雖出身貧苦，與李自成同為老鄉又是同年老庚，而且同時拉杆子造反，但二人絕不同誌。張獻忠非良善之輩，崇禎十七年進川為王後親自寫碑立石，文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後人稱為“七殺碑”（《中文大辭典》）。《魯迅全集》中記敘張獻忠殺人的就達10多次。再以後事看前事，有一次李自成進四川，在梓潼被洪承疇打敗，幾乎全軍覆沒，“孑身入楚，依獻忠，獻忠縱殺之”（《蜀龜鑒》），李自成星夜逃出才保住性命。二人都為爭奪放在北京城金鑾殿上的那把椅子，李自成或許會搞臨時的“統一戰線”，張獻忠未必有那等心胸和遠見。一山難容二虎，張獻忠真與李自成一同落難被困車廂峽，也大概不會“惺惺惜惺惺”，說不準會同室操戈，演出一場內訌的血案。
據此可認定：車廂峽被圍者不包括張獻忠在內。?
第三個問題：被圍者有無闖王高迎祥呢?
《明史》僅《莊烈帝本記》中提及有高迎祥，而《李自成傳》僅作自成無迎祥，其它史料上亦多認為無迎祥。從情理上推斷：亦可排除高迎祥。
因為崇禎六年，自紫金王王自用死後，三十六營農民軍遂以闖王高迎祥為盟主，且主要活動在山西、河南、陝西、湖北一帶，總管農民軍，不大可能於崇禎七年六月跟隨自成軍由鄂入川，由川入陝。高迎祥是農民軍公推的盟主，陳奇瑜不會將“闖王”之下的“闖將”（而且是八隊闖將之末）視為主要的敵人，李自成也不會超越權限強出頭。農民軍也是頗講名分的。何況，《明史?陳奇瑜》明確記載：崇禎六年冬，“賊自澠池渡河，高迎祥最強，自成屬焉。及入河南，自成與兄子過，結李牟、俞彬、白廣恩、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自為一軍。”也就是說，“澠池渡”事件後李自成與高迎祥不再是附屬關係，他成了獨立的一支農民軍的領袖。若高迎祥也被困車廂峽，那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就不會是李自成而是高迎祥，史書也就不該將二人並提。認為有高迎祥在車廂峽內大概因為李自成和高迎祥曾經有過的從屬關係，於是將高迎祥也連帶提及。那麼，李自成兵困車廂峽時高迎祥在哪裏呢？《明史?陳奇瑜》記載：“賊甫渡棧，即大噪，盡屠所過七州縣”，這說的是李自成。“而略陽賊數萬亦來會”，“迎祥、自成遂入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後麵說的是與李自成配合作戰的高迎祥。《明史?陳奇瑜》記載：“賊入蜀，複自蜀入秦”、“分為二：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漢中的農民軍多數已奔安康，但高迎祥仍然在漢中略陽一帶作戰，有效地牽製了漢中明軍，所以包圍車廂峽的明軍隻湊夠了兩萬之數（練國事奏章：“合諸征剿兵不滿二萬。”）。當李自成複叛由漢中揮師北上時，高迎祥亦隨之北上，與李自成協同作戰。
第四個問題：能否排除其它追隨者呢?
這是不能排除的。車廂峽包圍的這支農民軍僅登記的就有36000人之多，這個數字應當是較為準確的，因為這是大事件，陳奇瑜要報請皇上批準，獲準後然後按人頭發給“免死牌”，沿途官府還要按人頭安排食宿。前麵算過一筆帳，李自成的隊伍在被圍時估計有30000左右。但《明史?陳奇瑜》中又說：農民軍“路絕，無所得食，困甚”、“死者過半”。若此說確切的話，那被圍的農民軍人數不下六七萬人。多餘之數或許是願意依附李自成的小股義軍，或許是作鳥獸散的散兵遊勇。如陝西巡撫練國事提到的八大王部、蠍子塊部、張妙手部的部分成員，“見官軍四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明史?陳奇瑜》）。進入車廂峽後大家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李自成以其軍事實力、號召力和人格力量，成為了峽中農民軍的共同領袖，大家寄希望於他，希望他能帶領大家走出困境，所以他就有資格代表大家同五省總督討價還價。
總而言之，我們認定曆史的真實情況是：崇禎七年六月車廂峽被包圍的農民軍是原闖王高迎祥所部後自“澠池渡”事件後獨樹旗幟的李自成的部隊，還有其他小股義軍和散兵遊勇歸順或者暫時依附。
農民軍從車廂峽險地出來之後，馬上重舉義旗，不僅殺了陳奇瑜派的安撫官五十多人，而且攻破了七、八個州縣城，又與前來接應的高迎祥所部會合，勢力更加壯大。崇禎皇帝剛愎自用、喜怒無常，陳奇瑜為求自保上疏委罪他人。崇禎皇帝看了陳奇瑜的上疏之後，馬上下令逮捕了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鄉官孫鵬、陝西巡撫練國事，一時間竟然有50餘朝廷大員丟盔卸甲。此事頗有反彈，陝西巡按禦史傅永淳上疏說：“奇瑜開門揖盜，剿撫兩妨。”山西巡撫吳甡上疏說：“招安最宜慎重。”給事中顧國寶上疏彈劾：“奇瑜誤封疆。”由陳奇瑜上疏獲罪的練國事也上疏辯解並揭發陳奇瑜決策的失誤。由於練國事等人的上疏和彈劾，陳奇瑜受到了崇禎皇帝的處分。當年十一月，陳奇瑜被錦衣衛逮捕。崇禎九年六月陳奇瑜被“謫戌邊”，實際上回到了原籍保德州，開始了戴罪隱居的生活，直到清順治五年（1648）被清朝政府處死。
陳奇瑜為什麼要放虎歸山？對於這個問題有幾種不同的看法：
一是認為“奇瑜無大計，遽許之”（《明史?陳奇瑜》），即是說陳奇瑜對這件事沒有戰略眼光，對農民軍估計失誤；
一是認為“自成等見事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明史?陳奇瑜》、《明史?李自成》），歸罪於陳奇瑜的部下受了李自成的賄賂，這些部下慫恿陳奇瑜接受農民軍的假投降；
一是認為這是陳奇瑜主張招撫政策的自然結果。崇禎六年五月，陳奇瑜在征討農民起義軍大獲全勝後上疏雲：“流寇作難，始於歲饑，而成於元凶之煽誘，致兩郡三路皆盜藪。今未頓一兵，未絕一弦，擒斬頭目百七十七人，及其黨千有奇。頭目既除，餘黨自散，向之斬木揭竿者，今且荷鋤負耒矣。”這一奏章表達了陳奇瑜“剿撫並用”的一貫主張，“帝嘉之”，崇禎皇帝深以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