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明軍將領擁兵自重。其所以農民軍詐降之計可以一再使用，百試不爽，與明軍將領的私心有很大關係。當時車廂峽內的農民軍多達七八萬人，而官軍呢？據陝西巡撫練國事的奏疏所說“合諸征剿兵不滿二萬”，那就是說農民軍的人數是官軍的三倍到四倍。當時明軍在漢南東西兩個方向布下天羅地網，能夠抽調機動作戰的部隊人數大概也隻能是這個數了。而農民軍的劣勢不在人數對比上，而是因為不占天時（連日下大雨）、地利（身陷峽穀）、人和（地方百姓不歡迎）而“事綴”（《明史?陳奇瑜》），何況困獸猶鬥，殺敵三千，自損八百，要消滅農民軍是要付出慘重代價的。因為有老鼠的存在所以養貓才顯得十分重要，貓也因此而得到優厚的待遇。農民軍消滅光了，軍人的光輝也就暗淡了，這就是亂世軍人的普遍心態。（未完待續）
車廂峽在何處？明史資料有不同說法——
《明史?陳奇瑜》說“賊見官軍四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車廂峽在興安境內；
《明史李自成、張獻忠傳》說“及奇喻兵至，獻忠等奔商雒，自成等陷於興安之車廂峽”，與《明史?陳奇瑜》的說法一致；
《明季北略》說“六月，陳奇瑜圍自成於漢中車廂峽”，車廂峽成了漢中的地名；
由陳奇瑜上疏獲罪的練國事在奏疏中說“漢南賊盡入棧道”，漢中、安康兩地都有棧道，所指不明確；
《崇禎實錄》卷之7說“陳奇瑜圍李自成大部於南山車廂峽，南山即終南山，秦嶺別稱，大概劃定了車廂峽的位置在秦嶺南麓。
若確認困於車廂峽中的“巨魁”是李自成，那車廂峽在漢中的說法不能成立，因為這不是李自成部隊的行軍路線。李自成的部隊由川內還師，是從紫陽到興安州，下一步的打算應當是北上商洛或者西安，繞道漢中不僅距離遠了好幾倍而且明軍已布置重兵堵截。漢中棧道狹窄，根本不可能讓數萬農民軍展開且被困達一兩月之久。漢中平原地勢開闊平坦，與《明史》關於車廂峽地形地貌的描述不相符合。因此，大多數史料也說車廂峽在興安境內，此說也為多數學者認同。
車廂峽在安康境內，此說當無異議。但車廂峽是個古地名,今在安康何處還是有分歧的，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說在今安康市平利縣境內。《興安州誌》、《興安府誌》說車廂峽就是平利縣的狗脊關，現名關埡子，在安康市平利縣西約35公裏的大山溝內，今安康縣和平利縣交界處，漢白公路通過。峽長約20公裏，其寬不過丈餘，兩麵奇峰突兀，怪石嶙峋，易入難出，形勢險要；
一說在今安康市漢濱區境內。民國三十三年，魯長青《重續興安府誌》卷22首倡此說。書中“車廂峽”詞條雲：“安康本興安州治，興安升府改附郭首邑。縣境遼闊，西往漢中一路，恒口地勢平坦，西北王莽山、牛山，為終南分支，明季陷李賊於車廂峽，即在二山間，鬆樹壩、上下團山，與旬陽、鎮安、孝義交界。林幽穀深，奸徒易以伏匿。付家河一路，由山溝中行，地雖幽暗，路頗平夷，故避兩河關之險者，由鎮安取道於此，徑達興安、漢陰。”實地踏勘，魯長青所指車廂峽即安康縣原茨溝區，包括新設置的譚壩鄉、茨溝鎮、東鎮等鄉鎮。
李自成由付家河往鎮安逃跑，位置在付家河口的五裏鎮是軍家必爭之地。五裏鎮位於縣城西11公裏五裏鋪鎮。戰國時期為秦軍重鎮，古稱秦郊鎮。漢劉邦定漢中，在此設蕭山縣。南宋王彥抗金，在此設伏殲敵。清鹹豐年間，關中高陵人遷居此地開棧房，以李姓五戶生意最興隆，得名“五裏鋪”。
今人雲：平利關埡子至今仍可目睹德仁寨下絕壁上還留著三個炮洞痕跡。據當地人傳，是李自成部將為奪山寨用火炮““過山鳥”轟的。鳳凰山埡的火神廟裏還殘存記載義軍的壁畫，還有民國九年當地文人雅士陳廣炬題寫在廟山頭的“車廂峽”三個大字。但若細加考慮，此說似難成立。車廂峽被圍者人數七八萬，加上明軍的部隊，雙方加起來約十萬之數，圍困時間長達數十日，而狗脊關長不過100米，寬不過10餘米，周圍山場也不開闊，如何容得下如此之多的兵丁，又如何能堅持數十日呢?委實不可能。
魯長青所雲倒有幾分道理。《明史》中說，車廂峽“兩壁矗立，中長四十裏”，而付家河穀地夾峙在王莽山、牛山之間。
《興安州誌?山川誌》記載：付家河發源於王莽山爛泥湖，全長68.3公裏。《安康縣誌?自然環境》記載：“付家河……在低山段為箱狀穀。”河流穿過形成了“付家河下遊的寬穀長廊”。請注意“箱狀穀”三個字，付家河下遊的“寬穀長廊”，得名“車廂峽”不正因為“寬穀長廊”成車廂狀麼？興安“北十裏是茨溝口（付家河口），北二十裏鬆樹壩，北三十裏王莽山根，北五十裏景家莊”（魯長青《重續興安府誌?交通》）。由溝口到景家鄉大概也就是“中長四十裏”。清康熙三十四年興安知州王希舜撰修的《興安州誌?山川誌》記載：“東北十裏曰大團山、小團山。”考其沿革，譚壩即舊時所稱團山，鬆壩即鬆樹坪。
再看河穀兩邊夾峙的高山。河穀之西是牛山。《興安州誌?山川誌》記載：“北九十裏曰牛首之山。奇石羅列，色狀萬千，綿亙數百裏，高出雲漢。”新編《安康縣誌?自然環境》更準確地說：“牛山在縣城西北39公裏處，是富坪、譚壩兩鄉的界山，海拔1547、5米，山體南北長14公裏，東西寬13公裏，麵積182平方公裏，是縣境中部地區最高的山峰。”河穀之東是：“將軍山屬秦嶺支脈，海拔894.1米，為縣城北偏西12公裏處的將軍鄉境內。”鬆壩、譚壩屬秦嶺中山低穀區。
《明史?陳奇瑜》說“賊”“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又說“賊誤入其中”。“遁入”指被明軍追趕而倉皇逃跑，因此而進入車廂峽；“誤入”則是指不明底細盲目進入而中了埋伏。我們可以作這樣的揣測：深通軍事韜略的陳奇瑜已算準了李自成會進入車廂峽，並已紮緊了車廂峽北邊的出口。《興安州誌?山川誌》記載：“北八十裏曰爛柴關，夾岸崇山峻穀，覷蔽雲日，多喬木，六月行人不知有暑焉。”《興安州誌?關梁誌》記載：“爛柴關在州東北七十裏，通鎮安、商州。”《安康縣誌?建置》記載：爛柴關“即柴關嶺，在縣城東北35公裏，今官店街，與旬陽縣交界，當為爛柴關舊址。”“北三百裏曰燕子嶺，道途險遠，接壤西安府之鎮安縣。昔設烏溝堡官軍戌之，今廢。”《安康縣誌?建置》考證說：“安康縣北75公裏燕子嶺。明朝設防於此。”“北三百裏曰王莽之山。莽嚐遣兵戌守，山以是名。付家河之水出焉。”《安康縣誌?自然環境》記載：“燕子嶺，海拔1693米，分布在馬坪鄉與鎮安縣交界處。”屬秦嶺支脈。明軍隻要在爛柴關、燕子嶺、王莽山布兵，就完全截斷了李自成北逃的路。
我們還可從古道路走向和李自成的軍事目的上加以考量。李自成由川入陝本有古道經過紫陽，由四川萬源翻越大巴山，沿任何而下，經毛壩關、高灘、芭蕉口、瓦房店，直達紫陽縣城（《安康地區誌》）。李自成到了紫陽後沿漢江而下試圖奪取興安州，以扼住漢江穀地東西咽喉要道。奪取興安州受挫後，擺在李自成麵前的有三條路可走：
一是向南，重回四川。農民軍正因為在四川站不住腳才轉戰陝西，李自成不會做如此選擇；
一是向西，由恒口區出發去漢陰，經石泉、西鄉、洋縣到漢中，然後北上寶雞，占領西安。西邊方向陳奇瑜已布置重兵防守：“乃遣遊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遣參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略陽、沔縣，防賊西遁；遣副將楊正芳、餘世任扼褒城，防賊北遁；自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賊東遁”（《明史?陳奇瑜》），簡直是有百密而無一疏。漢中遊擊將軍唐通還曾派兵支援金之純領導的“興安保衛戰”。李自成往西無異於是飛蛾撲火，自投羅網；
一是向東，關埡子是必經之路，由此去湖北鄖、竹、房一帶。這一帶情況如何呢？早已有“鄖陽巡撫盧象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巡撫玄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巡撫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明史?陳奇瑜》）。農民軍已在此遭到慘敗，李自成不會重蹈傷心地。所以，從軍事發展態勢上看，李自成不會選擇今之關埡子往湖北跑，也因此也就否定了關埡子是古代車廂峽的說法。《崇禎實錄》卷之7稱“陳奇瑜圍李自成大部於南山車廂峽”，南山即終南山，秦嶺別稱，已明確地說車廂峽的位置在秦嶺南麓，而關埡子則屬於大巴山支係的關隘；
一是向北，第一步計劃是去商洛，進則奪取西安，退則屯兵商洛山中休養生息。顯然，李自成做了這樣的選擇。他為什麼要做如此選擇呢？有下麵幾點道理：
1、李自成是陝北人，他深知西安的戰略地位是多麼地重要！所以後來他等不及明王朝壽終正寢，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就在西安建立大順國。在前一年，即崇禎十六年（1643），李自成占領襄陽，為確定戰略方針，李自成在襄陽召開了軍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左輔牛金星提出，大軍先取河北，直攻北京；禮政府侍郎楊永裕提出先取金陵（南京），截斷明政府的漕運糧道，再相機北伐；吏政府從事顧君恩則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先據留都（南京），勢居下流，難以濟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二百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方為全策。”顧君恩建議的實質就是先進攻關中，以關中為根據地，收編這個地區的兵力，壯大自己的軍事實力，向東攻入山西，最後奪取北京，推翻明王朝的統治。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襄陽決策”。現在是明崇禎七年，李自成的唯一高參是顧君恩，當李自成舉棋不定之時，顧君恩一定會兜出他早已胸有成竹的首先奪取西安的戰略計劃，這一計劃對李自成頗有吸引力。李自成綜合各方麵的考慮一定會選擇去商洛的行軍路線，下一步就是相機奪取西安。後來的事也確實如此，李自成重舉義旗後令“關中大震”（《明史?陳奇瑜》）；
2、商洛是明軍防守較為薄弱的一環，偌大一個地區卻隻有“陝西巡撫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明史?陳奇瑜》）。三邊總督洪承疇也看到了這點，“賊入漢南，秦督洪公所雲：……其自棧道犯城洋者又東下石泉、漢陰之間，畢會於漢興，旁突商洛，秦事大可憂者，正其事也。”（王世正《興安知州金公遺墨跋》）。也不排除陳奇瑜有意網開一麵以誘敵深入；
3、商洛山中有利於農民軍休養生息。李自成可能早已看到了這點，三年後李自成終於作出這樣的選擇。那是明崇禎十年（1647）冬，當他經曆了圍攻成都未克、折師梓潼、潼關遭明軍伏擊一連串挫折後，率部將18騎隱伏於陝西商洛山中；
4、不久前，“及奇喻兵至，獻忠等奔商洛”（《明史李自成、張獻忠傳》）。張獻忠擁有十萬之眾，足可大大削弱商洛明軍的力量，可化解李自成軍被消滅的風險；
下一個問題就是：李自成要去商洛並最終去西安該走哪條古道呢？
新編《安康地區誌》第11篇《古驛道》記載安康通西安古驛道主幹線有兩條：一是子午道，二是庫穀（義穀、錫穀）道。
庫穀道由興安州出發，沿漢江走旬陽，沿旬河河穀越秦嶺，經滻河支流庫峪穀到西安。這是隋唐以來安康通西安的主要人行大道。
安康通西安庫穀道有四條支線，其中可供李自成選擇的有兩條；從安康五裏鋪出發，經付家河、冉家河一帶上行，經老莊子、東鎮，到達仁合庫穀道；由恒口出發，經大河、茨溝、馬坪、木王坪，到鎮安合庫穀道。五裏鋪更靠近興安州，李自成當然不會舍近求遠。所以我們推定：李自成攻興安州受挫後帶領他的大軍去20餘裏遠的的五裏鋪，然後從安康五裏鋪出發，沿付家河一帶上行，在王莽山與牛山之間，經過鬆樹壩、上下團山，即今之鬆壩、譚壩、茨溝、東鎮等鄉。再往北走，就是鎮安、柞水，距離西安也就不遠了。這一帶“林幽穀深，奸徒易以伏匿。付家河一路，由山溝中行，地雖幽暗，路頗平夷”（魯長青《重續興安府誌》），由五裏鋪到鎮安邊境約100華裏，中間的河穀地帶長度大約40華裏，與《明史》的記載相符。
關於車廂峽事件見諸於明末的許多官私記載，民國時期蔡東藩先生所寫的《中國通史演義》中的《明史演義》有很詳細的敘述。今人姚雪垠先生所著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沒有列專章，僅是涉及，大約由於李自成的投降明軍有礙於作者奉行“三突出”的寫作理念。最近的《收獲》雜誌刊登李馮的中篇《車廂峽》，講的是李自成的故事，是以第一人稱來寫，帶有傳奇色彩，開頭就是李自成的自言自語：“這麼多年來，我失掉了兩個妻子、一隻眼睛、一隻睾丸和數以萬計的士兵。”顯然是借車廂峽說事言情，雖然寫得好，但不可當正宗曆史小說閱讀。大體說來，李自成在其中多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身處危境還不忘情呀愛的，有美女相伴縱死也風liu。難怪外國人佛洛伊德也認為女人與性是諸多曆史事件的原始驅動力。他的話或許有一點兒道理。涉及車廂峽的小說還有許多，有虛構的，有寫實的，有演繹的，有玄怪的，不一而足。香港鳳凰衛視製作有《車廂峽解圍》的專題片，內容不詳。早在1984年，鄙人的中篇曆史小說在《安康日報》副刊連載，4萬餘字40餘期連載了三四個月，風靡一時，後又在省刊發表，從那以後車廂峽之役方才成為安康人關注的曆史話題，不時地提起。
明崇禎七年（1634）的五省總督陳奇瑜為車廂峽事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當是時，官軍蹙之可盡殲”（《明史?陳奇瑜》），陳奇瑜與勝利失之交臂，皆因為放走了“巨魁”李自成。崇禎皇帝對責任人嚴懲不貸，50餘封疆大吏或者重要將官相繼落馬。僅這事後的追究責任已使明王朝的軍事實力遭受重創，對風雨飄搖的明王朝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垮台隻是時間的早遲而已。
我們作這樣的設想：若陳奇瑜當時下決心聚而殲之，也就不會有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擁兵百萬攻坡北京城、崇禎帝朱由檢自縊煤山（今景山）的事發生，明末清初名將吳三桂或許不會“衝冠一怒為紅顏”而引狼入室，清攝政王多爾袞的大軍也就不大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結束了明王朝的統治。車廂峽的曆史事件差一點改寫了明清交替的曆史。或許清朝的取代是曆史的必然，但明王朝至少還可苟延許多時日。這些都是陳奇瑜始料不及的事情。
大凡英雄者，麵對強敵總是“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有過不光彩的降敵經曆的李自成還能算是個響當當的英雄麼？姚雪垠在《李自成》巨著中回避了這一曆史事實，有意“為尊者諱”。李自成一介農夫也總算當成了皇帝，在北京紫禁城著實風光了42天，他實際上已被人們當英雄看待，這正符合中國人的曆史觀：成則王，敗則寇。蓋棺方能定論，重在結果而不是過程。
車廂峽的曆史事件已過去快400年了，我們憑吊古戰場縱難“拾得舊刀槍”，但能不感慨係之？能不發一通思古之幽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