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問那具體是什麼時候。
“在改造營待了半年之後……在我放棄畢業的念頭之後。還挺奇怪的，當少年軍不存在之後，它反而變得更加重要了。”說完這些，莉莉難得沉默了一段時間，“現在我不再那麼覺得了，但我……還有其他人都不可能假裝那沒發生過。對於很多人來說，我曾經是少年軍這件事是決定性的。我沒辦法反駁。我想相信人是可以改變的，但過去是唯一我改變不了的東西。”
莉莉確實對於人心有著超出年齡的洞察力，但因為對他人抱有強烈的不信任，很多時候顯得尖刻無情。在萊辛任教過的一位教員A（本人要求匿名）告訴我，莉莉的無動於衷和刻薄都令人印象深刻。揭露帝國軍暴行和普通人生活慘狀的紀錄片場常常哭聲一片，但據教員A所說，莉莉沒有哭過。她還會在課堂上問一些刁鑽又並非毫無根據的問題，如果教員答不上來，氣氛往往非常難堪。莉莉的意圖也許並不在於為帝國政權辯護，隻是忍不住指出一些邏輯不通順的地方，但聽者不免往那個方向想。
莉莉這種態度在招來了麻煩。
在黑色情人節之後，改造項目的目的和形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通識課程基本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高強度的政治思想課程、討論會和講座。安保措施和紀律管理也變得都極為嚴格，“基地”就此成為封閉性的“營地”，學員的自由被軍事化管理的日程和各種規章製度限製，教員開始佩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教官”。但改造係統的運營和規劃本質依舊十分原始，走一步看一步，不斷根據情況改變調整策略。
奧爾夫·波爾金回憶起離職前與繼任者交接的場景時義憤填膺：“那時候我看著來抄家一般闖進辦公室的那群人，我就覺得改造項目肯定會失敗。看看都是些什麼人！在少年軍手下吃過苦頭的地下抵抗組織成員，對帝政統治的了解停留在新聞報道層麵的海歸者，盟軍指派空降的官僚……如果說我和同僚們是天真的空想家，那麼後來的這群人就完全把自己當監獄長看待。他們完全不了解少年軍內部構造，也並不把那些孩子當人。”
白發蒼蒼的學者從電子煙鬥裏吸了好幾口，才繼續對我說：“我知道有很多孩子幹了壞事……非常邪惡非常可怕的暴行，但他們也是人。大人也一樣。殘暴也是人性中的一麵，所以我們需要教育，需要道德，它們是管束毒蛇的大棒和枷鎖。應該負責的是讓孩子太早成為邪惡的大人的那些家夥，而不是孩子自己。”他看向我，露出一個有些難為情的微笑：“我知道我這套思想現在已經過時了。但我還是覺得，我們真正的仇敵不能是孩子，那樣的話，這個世界真的不對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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